潘汉年谍海冤案背后真相

他是传奇特工，建国功臣。

首冤案受害者

——潘汉年案始末

作者：尹琪

传奇特工，建国首冤受害者。,

目 录

爆炸性新闻震惊中外善任得才，政绩显著政策与策略影响。风起于青苹之末工作失误演变为重大政治事件。扬帆被打入另册潘汉年成为“反革命集团”首犯。三顶“大帽子”历史曲折，终归公正。

爆炸性新闻震惊中外。

1955年盛夏的七月，民众尚沉浸在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热潮中，一场更为震撼的新闻再度引爆了公众的视线。7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上正式公布了对前人大代表潘汉年实施逮捕的消息。翌日，这则消息迅速通过报纸与广播传遍了国内外。随后，各界人士纷纷发表立场，对“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在潘汉年曾供职的上海市，更是掀起了一场声讨与揭发的高潮。当地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在揭露潘汉年的同时，另一位曾在上海工作、现已被捕的重要人物扬帆也被公之于众，其罪名与潘汉年相似。他们两人被认定为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自此，此案被统称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简称“潘扬案件”或“潘扬事件”。

潘汉年

潘汉年，江苏宜兴之人士，生于1906年。1925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其职业生涯辉煌璀璨。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之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之要职、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谈判代表、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局情报部长以及华南局情报负责人等众多重要职务。解放之后，潘汉年官至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以及市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

石蕴华，笔名扬帆，江苏常熟人氏，1912年降临人世。他于1936年自北京大学毕业，次年即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八一三”事变前后，他活跃于上海，投身于进步文化活动的推动。1939年，他毅然加入新四军，并在军中历任秘书、军法处科长、处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长一职。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重要职务。

潘扬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不仅是因为涉案的两位当事人均为资深的中高级干部，曾身居众多领导岗位，其中潘汉年更是享有盛誉的杰出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们均在党的公安保卫一线长期奋战，是党的领导骨干。换句话说，他们都是资深的党员、保卫者和公安工作者，在公众心中，他们被视为政治上最为可靠和值得信赖的革命干部。

这情况究竟是如何演变至此？众多普通人不禁心生种种疑问，尤其那些与潘、扬有着直接联系或深知他们的人，更是深感困惑与难以理解。

善任人才，政绩卓越

1949年4月28日，身处香港，肩负党的情报与统战重任的潘汉年，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北平的电报。此电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亲自签署，内容指令潘汉年及同在香港工作的夏衍、许涤新等三位同志即刻启程，前往北平，以接受中央交付的新使命。

潘汉年率团抵达北平之际，即刻前往弓弦胡同李克农的居所进行汇报。李克农随即向他们透露，中央决定委派他们参与即将解放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接管任务。上海市长陈毅将军已提前来电，催促他们迅速就任。李克农补充道，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将分别接见他们，他们的具体职责将由中央领导人亲自予以指示。

潘汉年

中央领导对潘汉年等三位同志的工作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关注。短短一周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三位领导人相继接见了他们，详细听取了他们在香港的工作汇报，并对他们即将前往上海的任务下达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5月23日，潘汉年一行抵达了当时华东局及三野领导机关所在地——江苏省丹阳县城。在车站，迎接他们的是时任华东局情报部长、同时也是即将解放的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的扬帆同志。

5月27日，潘汉年与扬帆一道，伴随着华东局及新成立的上海领导机构的步伐，在隆隆炮声中抵达上海，随即投身于接管工作的洪流。以军管会秘书长及常务副市长双重身份，潘汉年肩负起协助陈毅同志的重任，全面展开工作。在承担起全面接管的繁重使命之际，他更是着重负责了棘手却义不容辞的公安政法事务。众所周知，在被迫撤离上海之前，国民党早已部署了所谓的“应变”措施，为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埋下了种种深重的隐患。中统（当时更名为“内调局”）、军统（当时改称“保密局”）两大特务系统暗中部署了众多潜伏势力。随后，敌人又陆续通过空中、海上和地面派遣特务潜入上海，从事包括暗杀中共党政领导干部在内的各种破坏活动。旧上海的地痞流氓和帮会恶霸势力自然不愿放弃他们的旧日乐土，在新政权尚未稳固之际，他们四处制造事端，兴风作浪，给新政权带来了不断的困扰和麻烦。此外，国民党军队溃败时遗留下的大量散兵游勇四处流窜，为非作歹，扰民害民，对社会治安构成了严重威胁。上述暗藏与公开的敌对势力，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构成了严峻挑战，同时也向人民公安工作提出了艰巨而复杂的课题。

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遵循上级党委及主管部门的统一指导，实施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举措。这些举措有效地开展了多项专项斗争，对反革命分子及各类破坏势力的嚣张气焰给予了沉重打击。这不仅为新政权的巩固、革命秩序的构建以及社会治安的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上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赢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赞誉。正如章士刘老先生当年在致陈毅、潘汉年的信中所热情赞誉的那样，他们的治理之道是“宽严相济，光照千秋”。显而易见，作为负责上海公安工作的领导者，潘汉年的贡献尤为突出。

政策与策略影响。

上海解放初期，我国公安工作之所以能获得国际公认的显著成效，关键在于潘汉年、扬帆等一批领导同志在公安工作岗位上，严格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了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作用。在实施这些政策和策略的过程中，他们既充分利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公开且坚决地镇压了众多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和流氓恶霸分子，彰显了人民政府坚决铲除邪恶的决心与能力；又巧妙地运用政策和策略，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积极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其中可争取的部分人为我所用，以便更有效地打击那些最为顽固的敌人。因此，在建立并发挥一支坚强有力的公安队伍主导作用的同时，他们还精心组织了一批被称为“特情”的力量，作为辅助力量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实践充分证明，他们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在遵循上述策略思想的指引下，解放初期的上海公安局在扬帆的领导下，设立了一个名为“情报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该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是来自敌方阵营的精英分子，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正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充分发挥提供咨询和参与侦破的关键作用。例如，该委员会的主任一职，便由胡均鹤同志担任。

胡均鹤

胡氏生平曲折多变，早年投身中共，更远赴苏联深造。归国后，他一度身兼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和组织部长之职。不幸的是，1932年，他被“中统”捕获，在遭受严刑逼供后，被迫自首叛党，沦为“中统”的特务。1939年，在上海，胡因与李士群有着相似的过往，遂选择投靠，并迅速成为其得力助手。当李士群意图留下后路，表示愿意向中共提供情报并协助其行动时，胡被委以重任，成为与中共联络的关键人物。1942年，李士群承诺协助中共要员刘晓、潘汉年等人撤离上海，前往新四军根据地，胡负责了这一行动的安排与执行，并亲自护送刘、潘等人安全穿越封锁线。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败局已定，胡决意弃暗投明，派人与在香港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取得联系，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解放区的意愿，并提出协助策反国民党军队的提议。潘汉年基于情报工作的策略考量，同时考虑到胡与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历史联系，将胡的情况与请求电告华东局情报机关，请求其处理。华东局情报机关经过研究，上报华东局领导和中央社会部批准，决定将胡留在解放区，作为“特情”人员，准备让他参与上海的镇反工作。胡还向组织提交了一份“可供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对解放后上海的镇反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在扬帆组建“情报委员会”时，在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下，胡被任命为主任一职。

在彼时的历史背景下，诸如胡均鹤这般的敌特分子，他们或举旗起义、或投诚自首、或主动请罪，以求立功赎罪者并不鲜见。上海公安机关针对这些人员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化的对待策略，并恰当地加以利用，为公安系统的镇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以1949年底为例，在侦破国民党派遣特务刘全德密谋刺杀陈毅的案件时，公安机关便启用了一位曾向我方投诚自首，并被视为“工作关系”的前国民党特务高激云。借助其与刘全德的旧识，高激云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位名叫厉培明的原国民党特务，在解放上海的前夕参与了起义，解放后，他被吸纳进公安系统参与镇反工作，并先后提供了20多个重要线索，为案件的侦破工作作出了显著贡献，并受到了公开的表彰。

必须认识到，尽管公安部门在选用上述各类反正人员时已进行了审慎的筛选，力求避免重大失误，然而，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实践经验警示我们，完全杜绝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被吸纳的反正分子中，不可能全部都全心全意为我们效力。我方有分化、争取与利用敌人的策略，敌方也必然会利用这一策略反制。这导致极少数看似向我方投诚、实则仍受敌方操控的特务分子可能混入，继续与我方为敌。尽管我们采取种种防范措施，这种负面现象实际上难以完全根除。然而，总体而言，这类人数量极少。他们的存在并不能抹去我们在分化利用敌人策略上取得的成果，更不能因此怀疑或否定这一策略的正确性与必要性，也不能否定潘汉年同志在此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风起于青苹之末

1950年的寒冬，南方某省份公安机关遭遇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特情”人员背叛祖国，投敌叛变的事件，其后果之严重不容忽视。中央相关部门随即发布通报，警示各地公安机关以此为鉴，加强警惕。同时，对那些肩负领导职责的相关人员也给予了相应的处分。

不久，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的领导同志莅临上海，对工作进行了视察与检查。在此过程中，有人向他报告称，上海公安机关在管理“特情”人员方面，亦存在南方某省所暴露出的潜在风险。基于此，领导同志对上海公安机关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对于成立“情报委员会”及指派胡均鹤担任主任一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随后，他下令对这一问题展开专门的调查与审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慎核查，检查人员提出了以下三个关键问题：首先，一批曾投诚或自首并立功的“特情”人员被“重用”，尤其在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中，出现了对人员过度“放手”、“使用不当”以及“内外不分”的倾向，任命胡均鹤为主任更是被视为“原则性错误”；其次，众多投诚自首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继续在社会上以“工作关系”的身份被利用，而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并不足够有效，导致部分并未真正悔改的分子趁机行事，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影响；最后，对于被控制的“敌台”（亦称“逆用台”），存在管理不善和运用不当的问题。以1950年春季敌机对上海的大规模空袭为例，其中2月6日对上海电力公司等企业的轰炸损失尤为惨重，而就在此次空袭前，一个被控制的“逆用台”曾向敌方泄露了有关上海电厂等企业生产状况的情报，这引发了对其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怀疑。

理应而言，检查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并提出这些问题，实属正常，亦易于理解。对于这些疑问，上海市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及私下多次进行了解释，既有诚恳的自我批评，又有基于事实的合理辩驳。他们承认在运用“特情”人员的工作中，确实存在控制不严、麻痹疏忽的不足和失误，但在原则和指导思想上，他们始终保持清醒。在设立“情报委员会”时，曾明确规定一条原则，即委员会的工作“仅限于言辞，不涉实际操作”，即“特情”人员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情报和建议，而非直接参与侦查、逮捕、审讯等实际行动。当然，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出现过个别“内外混淆”的失误，这是管理不严所致。至于将一批投诚自首的敌特人员作为“工作关系”在社会上使用，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这是允许且必要的，并且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某些环节把控不严，导致出现失控现象，这是值得汲取的教训。关于对“逆用台”的掌握与运用，他们解释称，当时“敌台”情况复杂，数量众多。我方控制的“逆用台”仅占全部“敌台”的一小部分，且各台情况各异。有的在被我方破获后迅速转变立场为我所用；有的则是由我方地下人员秘密渗透后被我方掌握和利用。作为“逆用”，为取得敌方信任，不得不提供一定数量的具有实际内容但无损大局的“情报”以欺骗敌方。1950年春天，敌机空袭上海时，具体空袭目标究竟是由“逆用台”不慎提供，还是由真正的“敌台”提供，一时难以准确判断。至于2月6日对上海杨树浦电厂等目标的轰炸与“逆用”台之前提供的“情报”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更是难以轻易得出结论。因为该“逆用”台正是由我方地下党员秘密渗透后掌握的。此外，上海解放尚不久，杨树浦电厂在上海工业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地理位置，敌方自然是心知肚明。敌人选择电厂作为轰炸目标，未必与某个“敌台”提供的“情报”有直接联系（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二六轰炸”与那个“逆用台”的所谓“情报”并无关联，而是由军统的一个潜伏台直接策划实施）。

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对于该问题的反思与阐释，若检查工作的负责人员能够保持冷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理应能够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遗憾的是，当时“左”倾思想在检查工作中弥漫，宁肯偏左也不愿偏向右，这种思维定势已深入人心；加之扬帆同志的所谓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的紧张，导致在后续的检查过程中，上述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的澄清，反而被片面放大，甚至出现了扭曲的现象。

工作失误演变为重大政治事件。

“重用、庇护和掩护特务、反革命分子，共计3300余人。”即便在具体解释时，也加入了一些限制性词汇，诸如“无论主观是否意识到……但在客观上实质上是……”等。这些“重用、庇护、掩护”的定性用语，众所周知，其严重性不言而喻。这显然已超越了普通的工作失误，而演变为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庇护和掩护”的概念，实际上已隐含了一种可疑的主观动机，这无疑为后续对潘、扬等人强加严重罪名埋下了隐患。

一个引人深思的疑点在于，所谓的“重用、包庇、掩护”等行为，其定性往往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认识和觉悟。然而，那所谓的“3300多人”这一具体数字究竟是如何调查和统计出来的呢？实际上，这个“3300”并非基于真实计算，而是基于主观推测或传闻的编造。关于这“3300”数据的来源，始终缺乏明确说明。有分析认为，当初的统计可能将上海及华东地区所有参与过起义、投诚、自首等反正行为的人全部纳入，尽管其中多数人在协助公安机关反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统计者仍将他们归入“包庇和掩护”的范畴。尽管如此，许多人仍认为“3300”这一数字被夸大，因此对其准确性和来源的可靠性持有怀疑。“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引得众人欢笑。据说，正是这两句打油诗的流传，使这一数字成为定论。若真是如此，岂不显得荒谬可笑。

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机构，竟遭遇如此严重的失误，局主管局长扬帆自是难以推卸其直接领导之责。加之，这位素有“怪癖才子”之称的扬帆，其认错态度亦未能达到公众的期望。因而，他遭受了更为严峻的批评，并被迫辞去了职务。不久，即1953年初，扬帆不幸被诊断出患有脑肿瘤，鉴于当时国内医疗条件有限，组织上决定派遣他赴苏联接受治疗。这一行，便持续了近两年。

潘汉年等合影

事物的演变与发展无疑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上海市公安局及其局长扬帆已被认定为犯了涉及“重用、庇护与掩护”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政治错误，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错误性质仍被视为属于工作范畴。举例来说，在一场全国性的公安工作会议上，上级领导机关明确指出，上海公安系统的问题属于工作层面上的错误。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陈毅也曾强调，对于公安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应基于隐蔽战线的特性和规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避免简单化处理”。而组织上决定派遣扬帆赴苏联治疗和休养的决定本身，也反映出当时并未将他的问题过于严重化，至少尚未将其视为背叛立场的行为。

扬帆被打入另册

早年扬帆

1954年春，问题愈发复杂与严峻。年初，党内爆发了“高饶事件”。揭露了饶漱石与高岗密谋篡夺领导权的反党勾当，中央机关随即对饶漱石展开了全面调查。鉴于饶漱石时任华东局书记，他曾批准胡均鹤担任“情报委员会”主任一职，而扬帆则是该委员会的具体负责人，因此扬帆亦被牵涉其中，接受审查。年末，扬帆于上海家中休养时，突遭市公安局紧急召回，随即被扣留。两天后，他被送往北京，接受隔离审查，从而开启了漫长的狱中生活。三个月后，在全国党代会上，党的最高领导人谈及高饶事件时，直接提及扬帆的名字，明确将其列为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一员。数日后，扬帆被正式逮捕，其主罪为“重用、庇护并掩护三百余名特务及反革命分子”。

潘汉年成为“反革命集团”首犯。

在我们即将准备和采取的行动中，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将是至关重要的。

高饶事件

高岗 饶漱石

在本次会议中，针对高饶问题的揭露与处理过程中，上海市公安局所谓的“重用、包庇及掩护”反革命问题已被提升为一宗重大政治案件。如前文所述，负责此案的专案机构早在半年前便已成立并启动调查工作，主要涉事者扬帆、胡均鹤以及所谓的“幕后”饶漱石，均已接受调查和惩处。然而，就在会议落幕后的第三天，即1955年4月3日，案情发生了令人始料未及的戏剧性转折，潘汉年在此日突然被捕。对外公布时，该案件正式被定性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

在解放初期的上海，潘汉年担任市委副书记和常务副市长，主管公安事务。他在公安领域做出的决策和实施的措施，在原则上都得到了潘汉年的认可和支持。然而，当公安局暴露出“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分子的嫌疑时，扬帆首先被问责，随后又与饶漱石牵扯在一起。在长达四年的持续审查中，潘汉年被认为没有直接责任。在此期间，他仅在少数场合从领导角度自我批评，承担了一部分责任，但并未被卷入其中。在负责财经建设期间，他依然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在协助陈毅领导“三反”、“五反”运动时，他的政策把握和问题处理能力得到了广泛赞誉。1955年3月，他以党的代表和上海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并参与了所有正常活动。但会议尾声时，党的最高领导人要求所有与高、饶反党联盟有联系或牵连的干部主动向中央汇报，这一号召让潘汉年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冲击。他意识到，上海公安部门的问题已定性为政治案件，扬帆被视为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一员，而他与扬帆、饶漱石存在直接工作联系，因此在“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上，他也应承担相应责任。胡均鹤这位关键人物正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投诚的。面对这一事件，他无法置身事外。

尤其是他与胡均鹤在抗日烽火中建立的一段特殊纽带，在那段策反李士群的历程中，胡均鹤担当了关键的角色。1943年盛夏，他由新四军根据地前往上海与李士群接触之际，李士群以种种借口将他诱至南京，并采取胁迫手段带他去见汪精卫。然而，鉴于诸多原因，他在返回根据地后，始终未将此事向党中央汇报。当初涉足此事的胡均鹤已被逮捕并接受审查，理应将彼时的情况向相关机构详细说明。尽管会见汪精卫并未对党造成损害，但长期隐瞒不报，实乃重大失职。经过深思熟虑，潘汉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会议落幕的次日，鼓起勇气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实的材料，详述了他与胡均鹤在抗战期间的联系，以及被迫与汪精卫会面的全过程，并深刻反省自己长期隐瞒未报的失误。材料定稿后，潘汉年立即找来出席上海代表团的团长陈毅，亲自向他汇报，并恳请他将材料转交中央。陈毅在听取潘汉年的汇报并匆匆审阅材料后，亲切地安慰了潘汉年，随即将材料迅速送达中南海毛主席手中。毛主席对此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进行审查的指示。潘汉年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两点：一是他在抗战时期私自与汪精卫会面，且长期未向组织汇报；二是他在“重用、庇护和掩护”胡均鹤等特务分子的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定性为潜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

潘汉年之被突然逮捕，令他本人深感意外——他原本预期，至多不过是遭受严厉的批评或纪律上的处分。在提交相关材料后，他已收拾行囊，准备返回上海。同样，参与此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领导也未能预料到这一突变。在听取潘汉年的汇报后，陈毅曾深情地安慰他，并劝他保持心态平和，切勿过度紧张。

潘汉年与扬帆所涉反革命集团案的判定，恰巧成为全国范围内启动内部肃反运动的切入点。

惊悚“三帽”

自1955年4月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被正式定性以来，该案随即在中央高层领导（由五人小组负责）和相关部门的严格掌控下，展开了深入的侦查与审理。然而，这一案件的侦查审理过程却显得漫长、错综复杂，且充满了反复。

除了在逮捕时已定的“潜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罪名外，还额外被加上“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重大罪名。

这消息真是令人震惊，难以置信。一位长期在党中央领导下英勇奋斗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在党内党外都享有崇高威望的高级干部，竟然被揭露为一个令人愤慨的“敌特”分子。

这样的审判结果产生的原因，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个人崇拜风气盛行，导致人们一切以领导意志为准，而不以事实为依据。潘汉年案件便是上层决策，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定调，因此被认为不容置疑，无人敢质疑其正确性。即便有人质疑，也会首先反思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不敢质疑领导层的决策。因此，审理工作自始至终都受到这种思维定势的引导。其次，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复杂的理论观念已深入人心，并指导着办案人员的思想和行动。第三，大多数参与办案的干部来自根据地和基层，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有限，对隐蔽战线上敌对斗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认识不足，对高层统战工作的理解也较为欠缺。例如，潘汉年在敌占区获取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情报工作被忽视，而向敌方提供情报以赢得信任的行为却被过分严重地对待，导致其被错误地贴上“日本特务”的标签。再如，潘汉年在1936、1937年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等人的交往，为推动统战工作而适当地介绍陕北非机密情况，却被办案人员误判为“秘密投靠CC派”、“成为国民党特务”。这些在今天看似荒谬的问题，在当时却被正式写入专案报告和判决书。

“潘汉年，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曾秘密向国民党投降，属于CC派，现正被囚禁。我们虽未将其处决，但若对类似人物施以死刑，将引发连锁反应。”这段话看似宽容，实则将潘汉年再度定性为“CC派特务”，暗示其可杀可不杀。

潘汉年

秉持该讲话的精神，潘汉年于1963年1月终获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决，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终身剥夺政治权利。

秉持着相同的信念，1965年，扬帆遭受了16年的有期徒刑，并且被剥夺了终身的政治权利。

历史曲折，终归公正。

1963年，潘汉年案件的处理，前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后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按理说应当具备充分的权威性。然而，历史的变幻莫测，三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雨迅速将此案的原判推翻。1967年春，中央文革小组下达指令，重新审查潘、扬案件，并将已假释出狱数年的潘、扬二人再次收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潘、扬曾因“包庇、掩护”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而成为主要罪名之一，而负责审理此案的公安部领导人，此时却被中央文革小组指责为“右倾”，庇护了潘扬等“特务”、“反革命”。于是，他们另行组建专案机构，对潘扬案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残酷审查。最终，在1970年，尽管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或新问题，却硬是将潘汉年的刑罚改判为无期徒刑。

潘汉年及妻子董慧

1975年，潘汉年与扬帆分别被送往湖南洣江及湖北沙洋的劳改农场，接受“监督改造”。

1976年10月，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见证了又一次深刻的转折。随着暴风雨的平息，天空逐渐露出了希望的曙光，潘汉年与扬帆两位先生亦感受到了一线生机，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他们对过往所遭受的不公之罚，从未在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如今更是难以接受。因此，他们毅然决定为自己发声，期盼着新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能够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审视并复查他们的案件，以恢复历史的公正。

历史的转折与发展，往往伴随着曲折的过程。在那一阶段，"凡是派"在诸多议题上仍占据主导地位，潘扬案件自然难以轻易推翻，潘扬的申诉亦未能得到及时的审理。遗憾的是，历经多年的磨难，年事已高的潘汉年终究未能等到拨乱反正的那一天，最终在1977年4月含冤离世。直至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真正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潘扬案件也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

潘汉年同志数十载的革命生涯，充分彰显了他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及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他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贡献了卓越力量。”

在1983年，党中央亦正式对扬帆同志实施了全面平反，此举为他晚年生活的安宁与幸福奠定了坚实基础。

曾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时至今日，其影响早已消散于无形，成为历史的一页。然而，这一页却承载着深深的痛楚与难以忘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