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夕红军面临绝境，徐向前元帅揭秘：一场更悲壮的长征已在计划中

1936年10月，当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时，战士们脸上洋溢的喜悦是真实的，但这份喜悦又是如此短暂。长征是结束了，可一个比长征路上任何一天都更严峻的困局，已经悄然降临。仅仅两个月后，一声枪响从西安传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兵谏，整个中国的命运都被彻底改写。

人们总说，西安事变挽救了红军，挽救了民族危亡。但很少有人会深究，如果历史的齿轮在那一刻没有咬合，如果没有那场震惊中外的“兵谏”，已经陷入绝境的红军，又准备走向何方？徐向前元帅晚年的回忆，为我们揭开了那个几乎被启动的、令人后怕的B计划。

一片养不活革命的土地

红军的落脚点陕北，是一片充满革命热情的红色土地，但也是一片极度贫瘠的黄土地。这里的人口加起来不过40万，根本无力供养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彭德怀曾忧心忡忡地向毛主席报告，部队到达陕北时，仅剩下一万多人，但连过冬的棉衣都凑不齐，粮食更是奇缺。

毛主席当时抽着烟，沉默了许久，烟灰几乎烧到手指，他缓缓抬起头说：“我来想办法，先想办法活下去。”所谓的办法，是陕北红军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几乎倾囊相助，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军费和物资。多年后毛主席还感叹，是陕北红军挽救了中央红军。可这种帮助，终究是杯水车薪。

一个严酷的冬天，就足以成为压垮这支部队的最后一根稻草。战士们穿着单薄的旧衣，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更致命的是，这片土地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喘息之机。

一个正在收紧的铁桶

蒋介石并没有因为红军完成长征而有丝毫松懈，反而调集了几十万嫡系精锐，在陕北周围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形成一个他自认为牢不可破的“铁桶阵”。胡宗南等悍将率领重兵压境，只等一声令下。当时红军总兵力不足八万，武器弹药、药品粮食极度匮乏。

从兵力对比看，蒋介石在陕北周边的中央军超过30万，而红军的主力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执行其他任务。蒋介石的幕僚甚至断言：“红军已经无路可逃了，剩下的就是静待他们崩溃。”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在12月4日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并计划在12月12日，这个后来被载入史册的日子，发动总攻。

局势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蒋介石颇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面对这种内无粮草、外有强敌的局面，中共中央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一次悲壮的西征尝试

在蒋介石的总攻计划酝酿之时，红军并没有坐以待毙。党中央制定了一个两手准备的战略，一方面积极寻求联合抗日的力量，与张学良的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另一方面，则下了一步险棋，试图从外部打破僵局。

这个险棋，就是由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两万精锐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向宁夏和新疆方向挺进。他们的任务是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获取宝贵的援助。这几乎是当时唯一的希望，但这条希望之路，却铺满了荆棘和鲜血。

在青海、宁夏一带，等待他们的是凶悍残暴的“马家军”。马步芳、马鸿逵等人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他们对西路军进行了疯狂的围追堵截。西路军将士们英勇奋战，毙伤敌军两万余人，但终因孤军深入、后援断绝，几乎全军覆没，最后返回的不足三千人。这场悲壮的西征失败，让本就捉襟见肘的红军力量雪上加霜，陕北的局势也因此变得更加孤立无援。

已经计划好的第二次长征

西征的希望破灭，蒋介石的总攻又迫在眉睫。在这样令人窒息的压力下，中共中央究竟藏着怎样的底牌？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给出了答案：一个全新的、更为险峻的战略转移计划，已经摆在了桌面上。

这个“新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放弃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一次新的长征。也就是说，如果西安事变没有发生，蒋介石在12月12日如期发动总攻，红军将再次踏上漫漫征途，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第二次长征”。

这个计划无疑是一个万不得已的选择，前途充满了未知与艰险。新的长征路上将有多少牺牲？能否找到新的落脚点？一切都是未知数。但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困守在陕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结局只有全军覆没。突围，哪怕再艰难，也总比坐以待毙要好。

结语

历史没有如果。就在红军准备开启这场前途未卜的“第二次长征”时，西安的枪声改变了一切。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强行扭转了历史的车轮。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迅速调整策略，搁置了战略转移计划，派周恩来前往西安斡旋，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十年内战就此结束，全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我们更能理解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也更能体会到张、杨两位将军为民族大义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千古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