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的“三落四起”：一代传奇

熟知党史的朋友们皆知，洪学智将军曾两次荣获上将军衔，两次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以及两次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然而，关于洪学智将军政治生涯中经历的“三落四起”，却鲜为外界所了解。笔者依据所掌握的资料以及洪学智将军亲属的叙述，力求还原这一历史事实的真相。

▲1955年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

01

胜利完成长征后，洪学智在延安遭遇“红大风波”，不幸遭受冤屈，被迫入狱。

1936年10月，在会宁实现胜利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其中一部分，包括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以及红军大学，直接纳入中央的指挥体系。而另一部分，由原红四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组成，则肩负着执行中央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的重任，毅然决然地跨过黄河。

宁夏战役的战略布局受挫，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后，随即被中央军委改编为西路军。自此，他们肩负起打通通往苏联国际通道的重任，独立行动。然而，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全军遭遇覆灭。随后，中共中央正式开启了对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清算工作。

此刻，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战士踏出草地，与早已抵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实现了合并，由此诞生了新的“红军大学”。到了1937年1月，为了迎合抗日救亡运动的迫切需求，该大学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尽管如此，鉴于“红大风波”这一称谓已深入人心，老红军们仍旧沿用了它。因此，本文仍将以“红大风波”这一名称来叙述这一历史事件。

自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便开始了批判张国焘的准备。最初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当红军总部人员随朱德、张国焘到达保安后，毛泽东会见了一些干部，了解情况。

王维舟同志回忆：在保安，他与刘伯承同志一起去见毛主席，他向毛泽东当面报告了张国焘的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对他们的歧视打击的事实。

毛泽东对王维舟说：目前因红四方面军在甘北尚未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红四方面军干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准备。同时还嘱咐他要暂时保密。（冰昆著：《王维舟传》，载于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版本，第217页。）

当时，中共中央委派罗瑞卿以实地考察为幌子，对两个军事部队进行了调研，实则对红四方面军情有独钟。他据此撰写了详实报告，为中共中央随后进行的批判与整顿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充分表明，对红四方面军的整顿已是势在必行，仅待时机成熟。而西路军的全军覆没，恰为这一整顿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1937年三月的中旬，西路军政治委员张浩（林育英）以及红大校长林彪，先后向红四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与红大学的学员们宣告了一个沉痛的消息：“西路军已告失利，部队损失惨重。”

得知噩耗，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与红大的学员们悲痛欲绝，泪水横飞。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更是悲痛到无法自持，一度泣不成声。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如许世友等，更是难以抑制内心的哀伤，痛哭失声。许世友最终悲痛至极，瘫坐在椅子上，连回宿舍都需要他人的搀扶。

随着西路军的惨烈败局，红大紧接着召开了旨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行径的会议，旨在清除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并对四方面军的意识形态进行整顿和统一。会上，毛主席等党政军高层领导悉数出席，同时，延安地区的群众组织亦获准旁听。

会议伊始，毛主席深知四方面军官兵的深切感受，因此特别重申了一项原则：《许世友传》中有所记载：“毛主席指出，在批判张国焘同志的错误时，必须将其与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精神严格区分开来，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功勋与贡献绝不可被遗忘。”自此，斗争的焦点转向了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

随后的会议起初尚维持着常规，学员们仅限于对张国焘个人失误的批判。然而，不久之后，会议的气氛便急剧转变。

洪学智，曾在红大一队学习，回忆起抗大政治部在批判时曾提出的三点论断：首先，指责红四方面军为土匪；其次，诬称其干部为军阀；最后，诬指这些干部为张国焘所收买。

两位代表返队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将会议内容如实传达。此举在二队中引发了轩然大波，特别是众多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参与，使得讨论变得异常热烈且充满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大的学习过程中，洪学智独树一帜，成为唯一一位被分配至一队学习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一安排据说源于对其文化素养的认可，而其他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则集中在二队学习。

这样的安排下，洪学智方才解开了心结。1955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中，洪学智邂逅了昔日在一方面军共同学习的符确坚。符确坚向洪学智透露，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已知晓有人意图整治洪学智，政治部甚至要求他搜集洪学智的资料。但他无法履行这一指令，因而遭到两次批责，被指责为右倾，之后便被调离了原岗位。

洪学智闻言，沉默片刻，脑海中浮现出符确坚昔日的话语——“老洪，切勿沉迷于书本之中。”由此推断，红大事件显然是有人暗中策划，蓄谋已久。

许世友因此愤懑成疾，入院治疗。自他患病以来，四面八方军队的众多干部纷纷前来探望，无一不为之泪流满面。

在这段日子里，红四军第十师师长余家寿、第十二师师长徐顺礼以及部分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相继离队。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一时悲愤交加，举枪指向自己，企图以一枪结束生命。幸运的是，子弹并未击中要害，及时的抢救挽救了他的生命。当时甚至有传言，声称将要处决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

许世友等人心生绝望，意识到在延安的前景愈发黯淡，遂萌生了一股前往四川开展游击战的决心。病榻上的许世友脑海中萦绕着“逃离延安，重返四川，与刘子才等人并肩作战”的念头。他召集了詹才芳、王建安等昔日的老战友，商讨此举的可行性。

《许世友传》中详述，许世友曾规划于4月4日起，徒步跋涉七天七夜，旨在穿越陕北地区，最终抵达汉中与刘子才汇合。此外，他作出决定，不携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同行，因他们认为这些人耐苦性不足，即便行军亦偏爱骑马。

那是一个许世友等人计划“出走”的夜晚，王建安对许世友的举动深感过激。毕竟，众人皆为革命战士，竟生反革命之心。张国焘的问题本应由中央妥善解决，无需诉诸武力。因此，为了全局利益和红四方面军的未来，王建安毅然改变初衷，向中央“告发”了此事。结果，许世友被捕，并被软禁。这一事件当时被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

起初，中央对事件的幕后推手产生了怀疑，认为是张国焘在操控。然而，经过董必武、李克农等人与被捕的四方面军干部逐一交谈，这种猜测被一一排除。

然而，经过仔细查阅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片段，我们发现其中并无洪学智涉足此事件的记录。洪学智当时隶属一队，甚至就餐的食堂也与二队相隔，尽管两队同住一个院子，洪学智能够听见二队的争执声，但对于他们究竟说了什么、如何密谋，他却未曾介入其中，更无从得知。然而，随后的审判却让洪学智难以置身事外。

1937年6月6日，上午时分，最高法院公开审理了许世友等人携带武器擅自逃离的事件，现场汇聚了来自各机关与团体的代表，共计约150位。

判决书披露，审判长由董必武担任，陪审团成员包括倪志良、谢富治、刘长胜、高检成等四位同志，而书记员一职则由周景宁同志担任。根据判决结果，六名被告人因“组织持枪逃窜”的罪名被认定成立（属未遂），其中许世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刘世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建安则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

▲在1937年6月9日，《新中华报》对当时进行的审判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涉案的六人中，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于1955年同获上将军衔。刘世模则不幸于1952年6月病故于武汉。詹道奎于1941年9月，在山西为保护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转移时，不幸被数倍于我的日军围困，英勇捐躯。至于朱德崇，他在1939年鲁西北任纵队副司令员期间，因贪污腐败而畏罪潜逃至国民党。这些往事，容后再述。

当年那场审判，对洪学智而言始终萦绕心头。即便在晚年与家人提及，他仍感慨万分：“我为何被捕，无人向我明说。我所犯何错，我亦浑然不知。他们给我扣上的罪名是‘组织逃跑未遂’。即便‘组织’二字，我也未曾有过此念。”（《洪学智将军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30页）

在原四方面军中，部分干部亦对此案持有异议。已故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曾言：“实则，此乃一桩冤假错案。起因于对‘国焘路线’的清算运动，矛头直指四方面军学员，导致他们深受其害，激起广泛的不满情绪。许世友等人曾私下议论，若在延安无法继续立足，便欲返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转而从事游击战。然而，不知何人将此事上报，便酿成了‘反革命事件’，牵连甚广。”（《徐向前将军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21页）

1954年许世友与洪学智南京合影

在监禁期间，所谓的服刑实则不过是暂时丧失了人身自由。初入监所的头一周，洪学智等人受到了严密的监视，无论是何举动都必须上报，即便是如厕，都有人相伴。然而，生活上的照料却十分周到，除了每日得以享用大米，每周还能享受两次肉食的待遇。与此同时，洪学智的妻子张文正于红四军供给部任职，两人虽心心念念，却因职责所在无法相会，唯有默默等待。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洪学智等战犯亦提前获释。同年8月，洪学智投身抗大三期的学习。1941年，他抵达苏北抗日战场，随后担任新四军第三师的参谋长。在此期间，他与师长黄克诚携手共进，携手开创了苏北抗日的新篇章，这也标志着洪学智政治生涯中的“首度低谷”。

02

“庐山会议”落幕之后，洪学智不幸遭受降级与撤职的双重处分，无奈之下，他只得告别军旅生涯。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此次会议与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统称为庐山会议）。洪学智原本在西藏参加平叛后勤工作，因为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洪学智也被要求来到了庐山。

洪学智抵达庐山时，那里早已不再是所谓的“神仙会”。庐山此时已显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尽管我们无法精确知晓洪学智具体是哪天抵达庐山，但可以确切的是，那是在8月2日之后。

▲1955年洪学智陪同毛泽东、彭德怀参观人民解放军新的军装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7月14日， 彭德怀 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直接导致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 彭德怀 、黄克诚 、 张闻天 、 周小舟 反党集团”的斗争。

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开国将帅们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普遍需发言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问题进行揭批，以此确保个人顺利过关。然而，亦有一些秉持真理、性格颇为执拗的将领不为所动，他们最终遭到了连带的批判，并被定性为右派。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将领在会议结束后，均遭受了降职、撤职等处分。

在这起冤案中，洪学智堪称百口莫辩。他因历史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曾先后与黄克诚、彭德怀共事。彼时，黄克诚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洪学智则任参谋长，两人协作无间，为加强和拓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1956年，洪学智继任黄克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然而，这些事实却被部分别有用心之人曲解，将二者关系说成是某种联系，甚至暗示他们同属一个所谓的“黑帮”。至于与彭德怀的共事，更是给洪学智增添了不少所谓的“罪证”。

“罪证”之一：起初，在考量志愿军后勤司令员的候选人时，鉴于洪学智未曾专门执掌过后勤职责，加之朝鲜战争对现代后勤体系提出的全面挑战，他本人对担任后勤司令员一职有所顾虑。然而，在彭德怀的委派下，洪学智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职务。不过，他明确表示，战争结束后将不再承担后勤工作的责任。然而，回国后，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部长，1956年，洪学智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对此，有观点认为这是彭德怀对洪学智的一种封赏与承诺。

实际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任命，系经中央军委集体审议决定。此职务与彭德怀将军并无直接关联。

“回顾五次战役，洪学智提出将敌人引入我方阵地进行打击的策略，实乃正确之举。遗憾的是，我当时的决策未能采纳此良策。”如今，这一言论竟被视作“罪证”，有人借此诬称彭德怀自认有错，并对洪学智的正确判断表示了极大的重视。

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洪学智仅仅是行使了其三次参谋建议的权力。

“罪证”之三是：在1951年志愿军赴境外作战周年纪念前夕，朝鲜最高人民议会的常任委员会向彭德怀颁发了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在随后的志愿军党委会中坦诚表示：“若真要论功行赏，这枚勋章理应授予大后方的领导高岗，以及前线的指挥官洪学智。我仅作为他们的代表，才有幸领取这枚勋章。”

实际上，这几句言语不过是彭德怀有意强调志愿军后勤工作的卓越贡献以及他深厚的集体主义精神。然而，它们却被人误解，以为彭德怀对洪学智极为器重，甚至到了想授予他勋章的地步。而高岗早在1954年便已被揭露并受到批判。

洪学智的处境，自庐山会议以来，已悄然发生了转变。他从前在会上对若干事实进行澄清，如今却在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上选择了缄默。面对同事们的恳切劝导，他依旧保持着坚如磐石的沉默。甚至，洪学智点燃了一支烟，陷入了对过往与彭德怀、黄克诚共事的回忆。他深知，自己如今只能静待处置，而这样的处置必定不会轻松。

尽管当年的军委扩大会的详细信息尚未公之于众，然而，我们得以透过一同受到批判的万毅所提供的回忆录，对其有所了解。万毅在回忆中提及：

“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16日在庐山圆满落幕。我与彭总一同乘坐飞机离开了庐山，途中在济南稍作停留。当我们于19日抵达北京时，以落实庐山会议精神为核心要务的军委扩大会议已于前一天拉开帷幕。此次会议的参会人数超过千名，其规模堪称空前。各大军区的全体领导均出席（仅留一名领导值班），各野战军以及各省军区的军政首脑悉数到场；全军各师级以上单位亦分别派遣了两名正职干部参与。

会议历时十日，深入学习庐山会议文件后，将原先的十五个小组合并为两个规模庞大的综合小组。第一综合小组汇聚了170余人（未计列席人员），其中组长和副组长多达十几位，主要负责对彭德怀进行揭露和批判。第二综合小组则专注于对黄克诚的揭露与批判。与此同时，军委扩大会议举行之际，北京亦召开了旨在揭露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湖南省委亦召开会议，对周小舟进行批判。

军委扩大会议由接替彭总担任国防部长一职的林彪亲自主持。会上，对彭德怀、黄克诚同志的批判不仅回顾了庐山会议的争议，更涵盖了炮击金门、高饶事件、抗美援朝战争、保卫延安的战役、百团大战的辉煌以及长征途中的种种考验。

依照毛主席于8月11日在八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所确立的基调，彭总受到了严厉批判，指责其三十余年来阶级立场未曾发生改变，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开始便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参与革命的投机行为。此外，对他更是无端地安上了“通敌叛国”的严重罪名，令人震惊。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持续至9月5日，随后会议划分为数个工作小组，各小组分别对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四位同志展开深入的揭发与批判。

邓华在彭德怀将军卸任志愿军司令员一职后，接过了重任，彼时他身兼副总参谋长与沈阳军区司令员的双重职务。关于邓华与彭德怀将军关系亲密的说法，一度让他成为了批判的风口浪尖。

洪学智接任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一职，得益于他与彭德怀、黄克诚之间紧密的联系，且对于彭、黄所揭露的问题涉及较少，因而也成为批判的焦点。与此同时，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亦被指涉嫌庇护黄克诚。

1960年4月13日，我无奈告别军旅生涯，被派往陕西省，担任省建委副主任一职。不久后，我又转任林业厅副厅长。这一去，便在陕西度过了整整八年时光。同期，邓华、洪学智以及钟伟同志亦遭受了撤职之命。邓华同志被贬至四川省，担任副省长职务；洪学智同志则被调往吉林省，任机械工业局局长。我因彭德怀、黄克诚同志之事而遭受牵连，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内部分同志亦因我而受牵连，其中有人被免职，有人被迫转行。（万毅：《风云突变的庐山会议》，李维民整理）

由此观之，庐山会议引发的“蝴蝶效应”所及之广，影响之深，在党的历史中实属罕见。

1960年四月，洪学智在困惑与郁郁寡欢中，携夫人张文及二子，踏上了前往吉林长春的列车。彼时，他内心波澜起伏，从总后勤部部长职位骤降至吉林省农机厅厅长，心中难以平复。面对吉林的新岗位，他充满了未知与挑战。这些疑问交织着他的思绪，然而，这只是序幕。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才是这一事件的高潮，也标志着洪学智革命历程中的又一次低谷。

▲1962年，洪学智与张文长春合影

03

自“文革”爆发之际，洪学智不幸遭受了囚禁与残酷的批判，被冠以“吉林省首屈一指的走资派”的罪名。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迅速覆盖全国。在这场风暴中，各地造反派纷纷涌现，众多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士遭受冲击。特别是自1959年便遭受批判的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洪学智等人，更是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首批受害者。

彭德怀自西南三线地区归来后，便陷入了无休止的批斗漩涡。邓华被诬指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被迫挂牌示众，接受批斗，并遭受了暴力冲击，头部遭受重击，肋骨亦有一根断裂。黄克诚则被拘押审查，并被强制陪同彭德怀接受批斗。

此刻，担任吉林省重工业厅厅长的洪学智背负着“彭德怀的铁杆干将”、“吉林省首屈一指的走资派”、“三反分子”等种种难以洗清的罪名。他不仅遭受游街示众、公开批斗的羞辱，更常在红卫兵造反派对吉林省领导进行批斗时，被迫站在一旁一同受罚。

▲文革时期吉林省洪学智

在参加批斗会时，洪学智常被指示站立于桌面之上，主动向众人坦白问题。他胸前悬挂着一块刻有被划去叉号的木牌，木牌沉重，悬挂的细铁丝更是加重了负担。经过一天的批斗，洪学智的脖颈上留下了紫红色的勒痕，痛楚不堪。

无奈之下，洪学智遂自行制作了一块旧纸板，用红笔亲手书写上自己的名字，再以一段麻绳串挂于颈间，以此参与每日的批斗活动。

在批斗会现场，面对造反派要求洪学智揭露彭德怀问题的指令，洪学智回应道：“我对彭德怀的问题一无所知。在我与他一同经历抗美援朝的数年时光里，所见到的唯有他舍生忘死的英勇事迹。”他的这番坦诚之言，却换来了造反派的无情打击，拳脚交加。

面对造反派说自己包庇已经被定性为反党分子的彭德怀，并且自己也是“三反分子”时，洪学智义正言辞地说道，我是“三反分子”，但我是一反封建压迫，二反帝国主义，三反国民党的“三反分子”，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造他们的反。这样的回答显然不会使造反派满意，洪学智再次遭到毒打。

1968年6月，洪学智不幸遭受总后勤部专案组的搜查，家中财物被抄。此后，他与夫人张文分别被拘禁，受到“军管”的严格管控。然而，即便在失去自由的困境中，洪学智依旧坚守原则，未曾吐露半句违背心意的言语。到了1970年10月，他被调至吉林省金宝屯胜利农场，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活。

▲1999年，洪学智重返金宝屯农场，与该农场的工作人员及干部进行了亲切的交流。

其实，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洪学智，1965年秋季，毛泽东向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问道，好久没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回答道，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毛泽东随后说道，你见到洪学智，转告他，庐山会议他是认识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韩先楚，开国上将，福州军区司令员。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又问周恩来，洪学智到哪里去了？周恩来说，好像在东北的哪个地方。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将洪学智从金宝屯的农村调回省城。回到长春后，组织并未对他作出结论性评价，亦未为他安排任何职务，仅是要求洪学智“深刻反省个人问题”。直至1974年8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任命洪学智为省石油化工局局长，此举可视作对他政治身份的半恢复。

▲1974年，时任吉林石油化工局局长洪学智于扶余油田留下了珍贵影像。

直至1977年6月，洪学智被调往北京，肩负起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重任。自1960年起，历经17载的风雨变幻，洪学智不禁感慨良多。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庐山会议落幕多年之后的1977年，我国形势整体趋于好转。邓华与洪学智二人皆被组织召回，两位上将重逢于北京。虽然岁月的磨砺让他们略显苍老，但久别重逢的战友之情仍让他们激动不已。

邓华将军紧握着洪学智将军的手，声音颤抖：“老兄台，往昔种种，实在是因我而让你们承受了如此多的苦难。”

洪学智将军久别重逢，本应泪洒心头，却因见邓华将军情绪低落，反生笑意，轻声安慰道：“你这话说的，瞧我洪大个子，不是健健康康的吗？”

确实，历经风雨的洪学智仍保持着笔直挺拔的身姿。

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会议一举否定了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指控与不实结论。随后，中央及时发布文件，为洪学智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从而为这段充满波折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洪学智同志得以持续振奋精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1980年，他再度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一职；1988年，他又荣膺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