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伯康上书：揭露农村饥荒实情

廖伯康

农村饥饿令人触目。

1960年，历经三年的“大跃进”运动，我国正面临着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当年粮食产量锐减至2870亿斤，较“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四川的情况尤为严峻。自1959年至1961年，粮食产量连年大幅下滑，至1961年，粮食产量已降至260亿斤，较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减少了30亿斤。然而，当时的西南局与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依然坚持极“左”路线，对上级虚报浮夸，对下级则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于直言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他高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口号，持续大量向省外调粮，仅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间，就外调粮食157亿斤，几乎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相当，其中在严重减产的1960年，外调粮食高达68.4亿斤，约占当年产量的四分之一。在他自豪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量位居全国首位之际，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出现饿殍，城市居民也普遍面临饥饿，民众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通称“十二条”）。该信明确指出，要坚决抵制并彻底纠正自“大跃进”以来“一平二调”的偏差；允许社员耕种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并开展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实施“少扣多分”的原则，力求使90%的社员收入有所增加；有组织、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在此背景下，中央还派遣了一万名干部深入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亦投身其中，担任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与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保持联络。

无床无被，无锅无灶，连房屋的墙壁都已不存，仅用稀疏的苞谷秆搭建的篱笆，无法抵御冬日的寒风。屋内仅有一只破碗和一个空荡荡的柜子。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目光呆滞地注视着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这些工作团的干部们，或是刚刚走出枪林弹雨的战场，或是刚刚摆脱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然而，面对这个孤儿的目光，他们却无法自制。统战部的周怀瑾跑到一旁，失声痛哭。他曾是北平大学的学子，投身革命队伍，对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

另一则消息，系廖伯康自工作团同仁处听闻。此事关乎一位农村老者，其亲属均已饿殍，唯有他与孙女相依为命。在那个年代，邻里间乐于干涉“闲事”。因久未见孙女外出嬉戏，有人遂报警。派出所人员至老者居所内外仔细搜查，确未发现孙女踪迹。在离去的途中，有人不经意间揭开了锅盖，惊见锅中煮着一只小臂与小腿，孙女的其他身体部位，早已被其祖父在那些日子里“逐步消耗”殆尽。此事令全县为之震惊，亦令公安局同仁陷入两难境地。最终，当局决定逮捕该老者，却未对其判处死刑。在这片广阔的疆土上，勤劳的人民在解放已逾十载的“繁荣景象”中，在“粮食亩产超万斤”的口号声中，竟忍痛吞下了自己唯一的骨肉！

工作组深入农村，认真传达了“十二条”指示的精髓。村民们聆听“大干部”们的教诲，纷纷坚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坚定不移。他们意识到，问题根源在于公社大队那些曲解政策的“歪嘴和尚”，将“真经”误读。那些曾对社员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如今被拉上台前，村民们如同昔日控诉恶霸地主一般，痛陈他们如何抄家夺粮、拆灶毁锅，甚至将因饥饿而偷窃粮食的人捆绑殴打，致使其受伤致残，甚至夺走生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遭受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整个场面充满了肃杀之气。

在干部队伍中，一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为何那些全力贯彻上级命令的社队，干部们往往显得令人厌恶，生产状况也日益恶化？相较之下，那些在执行指示时有所保留的地方，却似乎显得更为先进，事故率更低。这究竟是基层干部在执行政策时出现了失误，还是上级的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众多工作团干部在早年都怀揣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加入革命，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们开始深入反思那些高调宣扬的“大跃进”。事实上，这样的反思在“大跃进”初期就已有人提出，并在庐山会议上被提出，尽管遭到了高层强硬的压制，但这一思想仍在全党各个层面悄然传播。

中央《综合简报》被扣留。

1962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知中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当前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市召开全委会传达会议精神。在会上，许多人对当时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家认为，四川这些年大量饿死人，与省委提出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量往外调粮有直接关系。近几年四川农村生产力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生活困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全省这几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这些情况省委是否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省委给大家一个说法。有人说，近年来四川非正常死亡这么多人，省里却不敢正视现实，共产党员对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痛心。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和中央就开始纠正“五风”，以后又陆续作了很多讲话。对这些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就传达，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拒不执行，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省委主要领导动不动就把一些普通问题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原则上去，运动不断。1960年冬开始的农村“整风整社”本来是为了纠正前些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他却大谈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不但没有制止错误，反而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1年又在全省搞了两次大逮捕、三次运动。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中犯了一点错误就斗臭、斗透、斗垮，还要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翻老账，株连家属。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1957年以后就不同了，省委主要领导大搞“一言堂”，谁提了不同意见，就给人家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下面的人都不敢讲真话。

在全委扩大会议圆满落幕之际，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任白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凭借坚定的党性原则，向在场的同志们郑重承诺了两点：一是将大家提出的问题如实反映至中央；二是对于提出宝贵意见的同志，绝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

在重庆全委会结束后，部分代表继续前往成都，参与了四川省委举办的“扩大工作会议”，并再次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廖伯康根据重庆会议期间的小组发言记录，精心编制了一份《综合简报》，并将其呈递给了任白戈，希望他能以此向省委及中央汇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廖伯康发现，他所整理的《综合简报》并未使用上报中央的红色刊头，而是使用了仅限于省委常委内部使用（不上报亦不外发）的绿色刊头。这一发现让他心头一沉：重庆的《综合简报》似乎被省里有意保留，未能上报至中央，省内也仅有少数几位常委知情，任白戈的承诺似乎并未兑现。后来才得知，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在审阅这份《综合简报》并结合重庆小组的发言后，感到十分震惊，遂批示“此件仅限常委传阅”。

向毛主席告状

在中央“七千人会议”前后，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从1961年初至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整体局势逐渐呈现出转好迹象。然而，四川省的饿殍问题却依然严峻。同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率“整风整社工作团”赴重庆江北县考察，副团长、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向廖伯康汇报，称江北县仍有人在饿死。与此同时，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在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途经重庆时透露，涪陵地区下辖各县合计死亡人数高达350万。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亦透露，其县人口减半，某些村落甚至无人幸存，死者无人掩埋，只得调用他村人手进行埋葬。而这些负责埋葬的劳力因缺乏食物和体力劳动过重，也相继离世，只得再次从其他村落征调人手以继续埋葬死者。

面对四川如此严重的状况，导致众多人饿死，中央是否知情？

廖伯康表示：依我之见，中央对此尚不完全明了。

我们能否向中央提交一封反映现状的信件？

廖伯康并未直接作答，仅言及安徽的问题起初愈发严重，难以揭开那层隐秘的盖子。随后，有人致信毛主席，毛主席遂派遣人员深入调查，最终成功揭开了那层盖子。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任过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于克书在淮海战役期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廖伯康调市委办公厅之后，他担任主持工作的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出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一次列席重庆市委常委会时，他悄悄对廖伯康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将信的打印稿给了廖伯康。

廖伯康阅毕，随即将信件转交给李子舟，并询问：“你觉得这封信的笔触如何？”

李子舟审视过后，不禁摇头感慨：“这玩意儿毫无实用价值，毛主席是无法收到这样的东西的。”

四川饿死千万人

1962年6月，北京迎来了共青团第三届第七次中央全会的召开。在此重要时刻，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与候补委员于克书一同踏上了赴京的征程，以参与此次盛会。在行前，廖伯康精心搜集了大量资料，期望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汇报四川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廖伯康抵达北京后，昔日在重庆团市委共事的旧同事与老友们，向洛新与陈家俊伉俪热情邀请他共进晚餐，并由曾德林与罗玉清夫妇一同作陪。向洛新当时担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群运部部长，此后更是升任为团中央学校工作部的副部长；而曾德林则身兼团中央候补书记与办公厅主任两职。

餐桌上佳肴纷呈，令廖伯康不禁感慨万分：“在重庆，想要品尝到这些美味，实属不易。”

曾德林感叹道：“近期，我们不断收到来自四川的信件，信中描述那里的居民饱受饥饿之苦，浮肿病病例频发，他们恳求我们寄回粮票。”

廖伯康长长地叹了口气，语气沉重地说：“实际情况远比你们所知的更为严峻。你们只知晓城中的困苦，以及干部家庭的艰难，但对于真正陷入绝境、饿殍遍地的惨状，你们却一无所知。至于李井泉对中央封锁情况的描述，其中许多问题，连中央也并不完全明了。”

廖伯康所提及的种种状况，令曾德林深感忧虑，他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进行了详尽的汇报。

鉴于“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传达与落实情况在各地尚未全面反馈至中央，党中央提议，在团中央全会的既定议程前，先安排三天时间，以便充分听取大家对各地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干部心态的汇报。在这三天的分组讨论中，平日里敢于直言的廖伯康几乎没有发表意见，他深知在这样人声鼎沸的环境中发言并不适宜。这一现象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决定单独与廖伯康进行交流。

胡耀邦此行，仅携厚重的稿纸与一束精心削好的铅笔，孤身前往廖伯康所居的前门饭店。步入那宽敞的会议室，映入眼帘的唯有他与廖伯康二人。廖伯康尽力压抑住内心的激动，以平静的语调陈述，而胡耀邦则同样保持冷静，专注地记录，偶尔放下笔，提及安徽的某个问题、甘肃的某个问题，以及河南曾经发生过的某类事件。在那个特殊时期，气氛颇为紧张，廖伯康隐约察觉到胡耀邦同志似乎在为四川的一位主要领导进行辩护，情绪顿时低沉，谈话便在此刻画上了句号。

“我听说你在反映情况时有所顾虑，能告诉我是什么顾虑吗？我已经与你们省的李大章、廖志高谈过，也和重庆的廖苏华交流过，但她对情况了解不多，难以提供实质性意见。我还与任白戈谈过，但他有所顾虑，不敢直言。唉，不怕官员，只怕上司的监督。如果换做是我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也会有所顾忌。最近，我还与一位来京开会的四川省委部长交流过，他左右顾盼，避实就虚，似乎在玩太极，你今天来不是也打算这样吗？”

廖伯康坦言：“鉴于我长期身处城市，对于全局的局势，尤其是农村的状况，尚不能说完全洞悉，因此担心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存在不全面之处。”

杨尚昆同志指出：“本意并非要求诸位解决难题，仅是希望你们上报实情，何须担忧？国务院办公厅接到一封来自陕西逃荒的四川人的来信，信题《一字一泪诉川情》，详细描绘了四川的困苦景象，随即转交至中央办公厅。令人震惊的是，我们阅读后亦深感震撼，并已将信件呈送给了中央的相关领导。”尚昆同志进一步提到，中央办公厅亦收到另一封措辞精炼、篇幅仅两页半的信件，明确指出四川的问题源于政策执行不力，导致政策偏差带来的严重后果。

廖伯康闻言，即刻明了于克所寄发的匿名信，其内容亦已送达中央。

尚昆同志进一步阐述道：“大家知晓，四川的遇难人数状况严峻，但具体详情未能得到确切证实。我们向四川方面询问，但四川始终未提供相关报告。我们向民政部询问，鉴于四川的严重情况，作为负责救济工作的部门，究竟有多少人遇难？民政部回应称有400万，但实际上这数据是经由四川省民政厅上报的，中央对此表示怀疑。随后，我们又向公安部咨询，公安部负责户口管理，当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生活必需品都与户口紧密相连，一旦有人去世，相应的记录就会被删除，这个数字理应准确无误。公安部经过调查，同样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给出的数字是800万。然而，中央对此依然存疑，但关于四川实际遇难人数，中央并不掌握。请问，四川到底有多少人遇难？”

廖伯康竖起一根手指，沉声道：“共计1000万条生命逝去。”

“1000万？哪来的这个数？”

“源自省委文件。”

“为何我对县级行政及以上级别的文件上报中央办公厅的规定一无所知？”

廖伯康指出：“我对文件的审视与您大相径庭。您查阅文件或许仅是出于查阅的目的，而我审视文件则是为了确保其得以有效执行，因此我必须深入研读。回顾1962年5月，省委曾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其中规定各市、地、州应根据城乡人口比例来确立编制。文件本身看似简明，然而其附带的各地区人口数据及干部定编数目却引人深思。我查阅后，发现1960年底四川省的人口总数为6236万，而根据国家统计局1957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四川省的人口为7215.7万，两者相减，结果恰好约为千万之数。这仅仅是依据文件进行的推算，实际情况或许更为复杂。”

“为什么？”

廖伯康指出：“在1957年至1960年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据并未被纳入统计范畴，而这仅是截至1960年的数据。尽管从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有所好转，四川却依然面临饿殍遍地的惨状。1961年底，江北县仍有居民因饥荒丧命；涪陵地区累计饿死人数高达350万。至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时，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透露，其县饿死人数已占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上任不足半年，便因全县饥荒问题严重被捕并受到刑事处罚。这份简报一经发出便被紧急收回，不仅中央政府，就连四川省内的同志们对此也所知甚少。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便已对荥经的饥荒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撰写报告上呈，却不幸被诬为“三反”分子。据此推算，四川省的饿死人数可能比我先前估算的还要多出至少250万！然而，我在正式报告中仅提及了1000万人的死亡数字。”

尚昆同志听闻此言，猛地一拍大腿，语气坚定地宣称：“正是这个数字！”随即，他下令秘书打开书记处小会议室中一处保密柜，从中取出一本折叠式的账本，翻阅一番后，再次语气肯定地说：“确实是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提问：“和平建设期间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伤亡？你认为是哪些政策或工作存在失误？”

廖伯康稍作停顿，待情绪平复之后，继续阐述道：四川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未能切实执行中央关于“纠偏”的政策。以农村自留地问题为例，1959年6月，中央发布了《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大集体化过程中，小私有制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生产力的提升，也便于安排民众的生活。然而，李井泉却将此文件扣留，禁止其下发。在艰难时期，民众将自留地称作“救命地”，而这一问题的长期悬而未决，也是导致大量饿殍的重要原因之一。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李井泉还一贯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做假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杨尚昆提问：“莫非是因为他来自北方，对南方的实际情况不够熟悉？”

于克书随即插言道：“他并非北方人士，而是江西南方的同乡。”

廖伯康续言道：关键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是否践行群众路线，是否持有群众观点，是否倾听群众心声。四川竟有如此多百姓因饥荒丧命，而李井泉的应对策略却是向中央封锁信息，禁止讨论饿殍遍野的现状，任何敢于谈论此事者，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软弱。1958年，四川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630余斤，其中包括种子、饲料及工业用粮。然而，到了1961年，这一数字锐减至373斤，短短三年间降幅近半。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李井泉却仍旧我行我素，维持虚假的面子，无情地削减民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的每月口粮为21斤，而干部仅有19斤，有些地方的口粮甚至降至17斤。农村社员的日粮则由公共食堂管理，通常仅为四至五两的老秤原粮（相当于16两为一斤），磨出的米仅相当于老秤的两到三两，换算成新秤仅为1至2两。城市居民每月仅能分配到2两肉和糕点，而农民则根本无法获得。如此低的标准，在部分地方甚至无法得到落实，徒留空指标而粮食匮乏。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发布命令，宣布粮票作废，将民众辛苦积攒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此举措在全国堪称独树一帜。此外，上调的粮食中，尚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建前难以运出的偏远地区积压的粮食，需动员民工徒步背负而出，而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如此行径，怎能不导致饿殍遍野！

聆听至此，杨尚昆同志不禁感慨万分：“你们所陈述的诸多实情，许多中央高层尚不知情，仅知四川上调的粮食数量较多。关于四川的口粮定量偏低，我们有所耳闻。我有一位老同学在江津白沙任教，他曾向我求助粮票，无奈我手中并无粮票，只得寄去100元钱以解其燃眉之急。”

“今天我们讨论了众多情况和问题，你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哪些方面？”

廖伯康沉思片刻，随后缓缓道来：“李止舟曾就此发表过见解，他说：‘上级不听从中央的指导，下级不理会民众的声音。’我认为，这番话颇符合现实。”

临别之际，廖伯康对杨尚昆向志坦言：“今日我们所呈报的，不过是问题的一隅。我建议中央派遣人员深入实地，作进一步的细致调查。若能派遣一批四川籍的司局级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为名，开展隐蔽式的调研，则更为妥当。因部长级干部若下基层，需向省公安厅汇报，而司局级干部则无需如此，且不易引起旁人注意，便于自由地与各界人士交谈。此外，”廖伯康稍作踌躇，最终还是决定道出，“今日向中央反映情况一事，恳请务必保密，倘若消息传回四川，恐将危及我们性命。”

杨尚昆同志轻声一笑，问道：“身为办公厅主任，若有人向你反映情况，你将如何应对？”

悲壮的“反党集团”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彼时，杨尚昆负责组织人事工作，他指示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层级的四川籍干部中，挑选一批人才。为此，安子文在中南海西楼多次召集部门党组书记会议，最终呈上了16人的名单给杨尚昆同志审阅。后来，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位非四川籍的萧风。萧风此前担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不久前被调至中央办公厅担任财贸组组长。他得以加入此行列的理由，在于他参与了对安徽饿死人事件的“揭开真相”行动，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此外，他在《人民日报》社的人际关系网络，使他能够以记者身份便捷地与人交谈。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楼会议”。这次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将当时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错误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是“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说近年来刮“平反风”是不对的；1959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四川省委的高层领导早已通过各种渠道知晓了于克书致毛主席的信件内容，并对有人向中央汇报四川局势的情况有所耳闻。随着形势突变，他们启动了对相关人员的广泛调查。众多涉嫌“反动言论”者纷纷落网，矛头直指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萧泽宽、市委候补委员兼副秘书长及办公厅主任李子舟以及廖伯康，构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团伙”。中央相关部门得知此事后，多次向四川省委高层传递信息，警告若继续追查将触及中央层面，但对方置若罔闻，持续进行严厉批斗。中央对此也束手无策，只得计划将涉事者调离四川。萧泽宽被调至中侨办担任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拟将李子舟调入其部，而高教部政治部主任曾德林也打算吸纳廖伯康加入其团队，意图避免直接冲突。然而，当中联部来调李子舟时，四川省委领导明确表示，李子舟已被我们定为开除党籍的对象，你们为何还要他？此言令中联部无奈作罢。至于廖伯康的调动问题，更是毫无进展。

最终，廖伯康遭受了“留党察看两年，并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的处分，被迫下放到建筑工地进行劳动改造；李子舟亦被剥夺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被派遣至一家机砖厂担任厂长。重庆团市委的五位副书记中，有四人被免职。于克书与赵济被剥夺了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并被调往基层工作；副书记王竹同样被撤销了党内外所有职务，并被贬谪至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担任副经理一职。

四川“萧李廖事件”回顾》，后被收录于《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中。此书于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当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均已离世，而曾参与此案处理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开了人世。尽管如此，这一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的痕迹，却始终清晰可见，难以抹去。愿世人能从中深刻汲取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在我国土地再次上演。

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