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支青与知青的神秘面纱——为上海支青正名

前言

有人将其视为一次痛苦的流放经历，然而，我坚信，上海支青实际上是一场充满荣光的远征之旅。

学者指出：“历史如同一件精心雕琢的手工艺品……唯有融入记忆、被记载于文字，方能确保其真实存在。”对于上海支青的历史，每隔五年或十年，便会有纪念活动的举行，伴随而来的是回忆录的出版或是精美纪念册的制作。然而，这些举措尽管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却依旧停留在民间记载的层面，未经国家官方机构的正式认证，因而难以跻身国家级档案的行列。

当前，知青研究领域正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乃至海外学者亦纷纷投身其中，加入我国知青研究的行列。然而，对于支青的研究却尚未获得应有的关注，甚至出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试图抹去上海支青的历史记忆。

非为支青鸣不平而诉冤，乃是为了呼吁并助力编纂关于支青的真实历史。

自“支青”与“知青”之称谓问世，关于其内涵的争论便此起彼伏：究竟支青与知青有何差异？如何界定两者的界限？双方各执一词，却难以达成共识，甚至陷入迷思。更有部分人持漠然态度，认为支青与知青已是过往，探究其差异意义何在？然而，我们认为厘清“支青”与“知青”的称谓至关重要，因为这两代人拥有各自独特的“出生证”与“身份证”，代表着各自的历史。两者界限分明，不容混淆。为此，我们深入研究了众多历史资料，耗时良久。如今，揭开支青与知青神秘面纱的时刻已至。这是一个关乎重大、严肃的历史课题，非一人之言所能定论，唯有以事实为依据，让历史来作证。

提示：为明晰概念，我们特指“支青”为1963年至1966年间的十万上海支青（其中亦涵盖同期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温州、武汉等地支青）；而“知青”则专指六十年代末投身上山下乡运动的青年。此点需特别指出。

（一）

支青与知青有九大区别。

一、时间不同──上海支青（1963年─1966年）；上海支青的出现是上海市政府和新疆建设兵团协作，推动，有计划，有组织实施的一项工作。当时新疆建设兵团各垦区正处在大开荒，大发展时期，急需大批有知识的年轻人输入。而上海面临人口增加，就业困难的双重压力，一方有需，一方有求，双方一拍即合。从1963年至1966年共有十万上海支青到新疆（本来这项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因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而中止。）需要特别指出，这个时间就是上海支青的“出生证”。而上山下乡知青（1969年─1980年）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1969年全国开始有组织地将66届、67届、68届的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这个时间就是上山下乡知青的“出生证”。支青与知青有不同的“出生证”，认准这一点很重要。

二、历史渊源各异——上海支青：我国刚历经三年自然灾害的洗礼，经济正处于恢复与重建的关键时期；而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则身处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的风暴之中，国家正面临经济崩溃的严峻考验。

三、组织者公开宣布的目标与深藏不露的动机各有所异——上海支青对外公开的宗旨是响应新疆建设兵团的生产发展需求；而其内部的真实考量则源于上海城市发展中人口过剩、青年就业难题的双重挑战，亟需为这群年轻人开辟一条新的出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高校遭受重创，纷纷停课闭校，导致数百万历届毕业生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无所事事，流离失所，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将他们疏散至农村，成为中央政府应对这一困境的权宜之计，亦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有人曾将大量知青积聚于城市比作一座岌岌可危的“堰塞湖”，一旦溃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分赴各地——上海支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针对特定地区进行定向招生，并实行定点分配。根据当时的编制体系，该兵团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去向各异，其中多数选择在农村插队定居，亦有一部分被分配至新成立的兵团体制中，例如内蒙古兵团、黑龙江兵团、云南兵团等。

五、上海支青与上山下乡知青所属单位性质有所差异——上海支青所隶属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乃一支独特的部队。1967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新疆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十二条规定》，明确指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非普通农垦部队，而是一支武装化的生产部队。”其成员需终身服役，然而并不享有现役军人的待遇。这构成了上海支青独特的“身份证明”与“户籍凭证”。

投身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多数选择了在农村插队落户，融入了公社社员的行列。为了适应知青们的安置，各地纷纷临时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其性质与新疆建设兵团有所区别。随着知青们陆续返城，这些兵团也相继被撤销。这些兵团便是上山下乡知青们身份的象征，如同他们的“身份证”与“户口本”。

六、上海支青与上山下乡知青的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上海支青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涵盖小学、中学、高中等不同阶段，甚至存在文盲，同时还包括待业青年及已就业的青年。相较之下，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则主要由初中生构成。

七、中央对于支青与知青的返城政策存在显著差异——上山下乡的知青自1979年起便开始通过多种途径返回城市，或继续学业，或步入职场。相较之下，上海支青直至九十年代初才得以有限度、有条件地返回城市。我曾采访过一位支青，他曾是兵团的医务工作者，他的返城经历足以揭示这一问题：“我于1981年元旦后调回浙江，乘坐石油公司的大型卡车，从三岔口直至库尔勒铁门关，兰州军区派出军队拦截返回上海的支青，一路上犹如对待罪犯一般严密监控。我们共经过了四道关卡，士兵们严格检查证件并盘问。由于我们已转至地方医院，与兵团的关系已经断开，因此我们的调动属于地方正常调动，士兵见领队的军官点头后便予以放行。”这表明，上海支边青年并未享有与上山下乡知青同等程度的待遇，因为当时全国范围内的知青已全部返回城市。后来得知，阿克苏农一师带头闹事返城的十个领导者最终均因涉嫌结群扰乱社会治安而被逮捕。由此可见，国家对支青与知青的政策存在根本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支青与知青的身份属性不同，故而需要区别对待。

八、上海支青与上山下乡知青的动员途径各异——上海支青的招募工作由新疆建设兵团的招生工作组负责，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展开，青年人需持户口本自愿报名，并经历严格的审查与筛选程序，遵循批准的规章制度。相较之下，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一场由领袖倡议的声势浩大行动，66届、67届、68届的中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卷入了这场近乎强迫性的集体行动之中。

九、上海支援边疆青年与下乡知识青年的经历各异——上海支援边疆青年与下乡知识青年，年龄相差三至六年，这六年的差距，正值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的分水岭，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上海支援边疆青年是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一代，他们亲历了建国初期的种种运动，如人民公社、大跃进、自然灾害等，与新中国共渡难关。而正是年龄的差异，使得下乡知识青年避开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冲击。为何？那时支援边疆青年的身体正处于发育关键期，忍饥挨饿；而知识青年年纪尚幼，家庭中父母疼爱、兄姐让步，他们的童年生活相对幸运。更重要的是，由于出生时间的差异，文革期间，支援边疆青年已身处新疆，多少受到冲击和影响。而知识青年则是清一色的在校生，在文革中扮演主角，参与大串连、大批判、大造反等活动，成为了风云人物，留下了无数无辜者受辱含冤的悲惨历史。由于出生时间的差异，当知识青年在革命浪潮中闹得沸沸扬扬时，支援边疆青年已身处戈壁大漠，开荒造田，为建设新疆、保卫新疆付出了青春和汗水。出生时间的差异使得命运偏向知识青年，他们提前返城、参加高考、就业，为他们进入商界、政界、富裕阶层、文化阶层提供了机会。而当支援边疆青年有条件返城时，他们已肩负家庭重担，拖儿带女，失去了继续深造、提升文化的机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百舸争流，支援边疆青年原有的文化、学识相对落后，无力参与社会竞争。

（二）

生命的起点无法更改，往昔的历史亦无法重演。因时运不济，支青似乎沦为不幸者，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无法跟上时代的节奏。为了扭转命运，他们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而知青则成为了幸运儿，搭乘改革开放的春风，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加之众多知青作家的热忱赞誉，他们如鱼得水，名声远扬，令世人皆知，知青是中国民族的脊梁。他们或许未曾想到，在知青之前，还有一群人被称为支青，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却是知青中的先锋力量，犹如一把永不生锈的钢刀。支青或许不能称作中国的脊梁，但他们无疑是支撑共和国大厦的一块坚实的基石。

支青，承载着支青的往昔，知青，诉说着知青的故事。从某个角度看，他们宛如兄弟，同根同源，均为胸怀壮志的青年。无论身处黑土地还是黄土地，他们为个人前程与命运拼搏，历经艰辛，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然而，最终命运却各不相同。

1980年10月1日，中央政府作出决定，知青们原则上可以无条件地返回城市。实际上，许多知青早已通过各种方式陆续返回了城市。至于支援农村的青年，直至九十年代后期，他们的返城才受到一定限制，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方能逐步实现。然而，那时的他们大多数已经成家立业，年龄也已超过四十岁，返回城市后，他们不得不承受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他们面临着诸如住房、再就业、子女教育、疾病治疗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与挑战。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支青是一群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人。他们在戈壁大漠中历经磨难，磨砺出坚韧的意志和坚毅的性格，无论是何种艰辛都能承受，何种劳作都能完成，他们能忍受一切挫折，勇敢地面对现实，重返城市后再次创业，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带回故乡，并使之发扬光大。许多人最终大器晚成，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与知青群体相比，他们之间仍有着天壤之别。

（三）

支青，即知识青年，是特定时期的一个称谓，用以指代那个时代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农村的一批年轻人。虽然知识青年包括了支青，但支青并不等同于所有知识青年。支青具有其独特的身份标识，代表着那个特殊群体的特定属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支青”这一名称背后蕴含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

1、字典释义：支青，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简称，支青。知青，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有知识的青年。

2、关于“支青”名称的起源：自1963年，首批上海知识青年赴新疆后，上海社会便开始涌现出一种特有的称呼——“支边青年”。“支青”这一简称，便是由此而来。

3、误解：支青与知青，二者谐音相近，使得对内情不甚了解者往往难以区分二者之间的差异。

4、1979年，随着知青大返城浪潮，特别是受到云南知青罢工和绝食事件的波及，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塔里木团场的上海知青代表借此机会向中央呼吁，主张支青也应被视为知青，并要求中央给予同等对待，实现公平。为此，他们摒弃了“支青”的标识，改贴上“知青”的标签。这种单方面的尝试，忽视了历史的客观性，未能获得中央的认同，也遭到了“知青”群体的质疑。1998年，知青群体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大会”，无意中在此历史时刻明确了支青与知青的差异。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标签更换行为，不仅显得草率，还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留下了不良后果。时至今日，将支青与知青混为一谈的现象屡见不鲜，令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我虽奋力疾呼，却如同螳臂当车，无人应和。

5、词义与词意的辨析。上海支青与上海知青，仅一字之别，却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上海支青，这一称呼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是词的原始意义；而上海知青，则不受特定年代的限制，六十年代如此，二十一世纪亦然。上海知青，是对词的引申，其中“上海”为特定地名，而“知青”则是对知识青年的简称。这一点至关重要，非为字斟句酌，而是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上海支青正名，赋予其清晰明确的“身份认证”！

鉴于种种因素，在知青运动的浪潮中，力量薄弱的支青群体逐渐被边缘化，遭受社会的忽视。流言蜚语四起，甚至新闻媒体也误将支青视为知青笔误，将稿件中的支青字样更正为知青。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然而，历史不会忘记支青，新疆同样铭记他们对这片土地的贡献。今日已非“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任何金子都应得到其应有的光芒！我们应当为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竖立碑文，我们更有责任为支青谱写传世之作。难道新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历程，能够遗漏或忽视十万支青这一段重要历史吗？

（四）

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前上海市市长）于1965年7月5日，在新疆石河子石总场亲切接见了上海支青代表，并发表了“出身非己所能左右，道路却可自主选择”的深刻讲话。他们激励上海支青投身于新疆建设，在新疆这片热土上深深扎根。

1985年7月25日，一代伟人胡耀邦莅临新疆视察之际，亲切接见了上海支青代表，并挥毫题词：“历史功勋与托木尔峰同在，崭新成就与塔里木河长流不息。”此题词不仅是对他们所做贡献的赞颂与嘉奖，更是对他们努力与成就的认可与确认。

上海支援青年为新疆的建设与安宁奉献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力量。

──为了向新疆建设兵团输送新鲜活力，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亦是最具现代化水平的城市，这里的上海支青们深受都市文化的滋养，他们知识渊博、文化底蕴深厚、思想活跃。因此，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基层劳动锻炼后，他们便纷纷被选拔至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为兵团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注入新活力：上海支青才华横溢，为兵团单位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色彩。基层连队普遍成立了以上海支青为核心的文艺宣传队，他们吹拉弹唱，表演各种文艺节目。篮球、乒乓球等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丰富了职工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并推动了其蓬勃发展。职工们的精神面貌也因此焕然一新。

──打破陈旧观念，革新人们的思想。基层单位的连队老职工大多出身于偏远山区，对基本的卫生知识知之甚少。例如，她们不知胸罩为何物，也未曾学会使用月经带；老职工们习惯用土块或树枝擦拭身体；衣着随意，不注重整洁与修饰。上海支青的到来迅速改善了这一状况。尤其是妇女们，她们积极向上海支青学习，主动改变，将个人卫生用品委托他们从上海购买并邮寄至新疆，从外在形象到生活态度都发生了令人欣慰的转变。

──为兵团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当上海支援青年抵达新疆，正值兵团第二代陆续诞生与成长之际，他们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然而然地肩负起教书育人的重任，这份责任非他们莫属。彼时，基层连队的教育事业尚处空白，缺乏黑板，于是他们在土墙上砌起水泥板，再涂上黑漆；粉笔无处可寻，他们便将土块削成条状作为替代；课本更是稀缺，老师们便自行编写。其中，有位女教师，在给学生授课时，将儿子的摇篮安置在讲台旁；学生们做作业时，她便哺乳孩子。上海支援青年凭借他们的满腔热血与赤诚，以责任与担当，培育了兵团的第二代和第三代。

──在上海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等各领域，广大青年发挥了各自的智慧与才能，为新疆的建设、安全和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事业，不懈努力，锐意进取，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篇章。

支青，既是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亦是不懈的守护者。他们承受艰辛，毫无怨言，宛如一块普通却坚实的铺路石。他们书写了历史，更在文明进步的道路上奉献了自我。

在“老三届”之名声鹊起之际，那些真正的“老三届”——63届、64届、65届——却保持着沉默，不言不语。“笑而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上海的这支青年老三届，师出有名，行事光明磊落。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品质与风格，宛如梅花般纯洁高雅；又似沙枣花般谦逊质朴，将芬芳留在人间的每一个角落。

本文旨在为上海支青正本清源，同时也是为其发声助力——在数十年的时光里，关于上海支青的诸多未经考证的野史纷繁杂陈，流传于世，却始终未曾有一部能够流传百年的信史问世。对上海支青进行正名，为其撰写传记，既是尊重历史的表现，也是拨乱反正、探寻真相的重要举措。

刻不容缓，时不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