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独特的起居与性格

“谢谢他，我已经很满足了。每餐只吃一份蔬菜，一个馒头，一钱盐，一钱油，二两肉饼，不添加任何调料，习惯如此。”

“老三样”亦非一成不变。随着季节更迭，卷心菜得以被时令蔬菜所取代，而煮菜的清水亦演变为小米粥，粥中米粒稀疏，难以相互触及，饮水之举遂变为啜粥。馒头或许换成玉米面制，牛肉亦可能转而选用猪肉或鱼肉，变化虽多，但终归不过如此。至于变与不变的抉择，以及变为何物，皆由林彪一人决断。曾有一段时日，林彪偏爱延安的小米，食用数日后，他自称食用延安小米后“汗出如浆”，于是下令改食井冈山小米。而稍后，井冈山小米又可能被麦片所替代，或者再度回归延安小米。岁月流转，尽管变换无常，但终究不离他心中认可的几样食材。

林彪素来不敢尝新。每当许世友送来猎获的禽兽，他总是挑选几份送至林彪处，而林彪却从未敢于一尝。偶尔也有人馈赠当季鲜果，他仅瞥一眼便将其转赠他人。1967年12月5日，林彪迎来了六十寿辰，内勤人员提议“略加改善”一下日常饮食，林彪却挥手道：“无需”，依旧维持他那固有的三菜一汤。唯一的变化，是他的妻子和子女各自捧着碗与他共进了一顿饭。

林彪的餐食简单得乏味，甚至家常便饭都无法比拟。然而，在用餐时，他那贪婪的姿态却独步天下。他所使用的“碗”不过是那个盛有半桶白开水和青菜的小型保温桶。他揭开桶盖，首先将馒头撕成几块投入其中，随后再加入肉饼，紧接着用筷子迅速搅拌桶内的食物，发出“啪，啪”的声响，直至食物完全碎散。随后，他端起保温桶，大口地“哧溜，哧溜”地吃起来，那香甜与贪婪仿佛是几日未曾进食的饿汉。我常想，桶中食物的温度想必依旧滚烫，但林彪偏爱这种烫嘴的滋味。一旦捧起饭桶，他便如痴如醉，直至将桶中食物一扫而空。林彪便是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食物——菜糊糊。

林彪行政级别为三级，月薪约为四百余元。叶群则行政级别为九级，月薪仅二百多元，一切经费均由管理员统一掌控。林彪本人对人民币的实物形态并不熟悉。当时，中海岸边设有中央国家机关的供应站，林彪一家的日常用品，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皆由此处采购。当然，对于享有特供待遇的对象，价格上会有所优惠。即便离京在外地居住，当地亦设有专门的供应机构。加之林彪本人并不奢侈，因此，林彪一家的月度开销并不高，存折上始终保持有余额。

林彪的饮食过于单一，缺乏水分，不食用瓜果，且运动量不足，因此时常遭受便秘的困扰。通常情况下，他一周只能解一次大便，偶尔两三天解一次便已算是拉肚子。排便之艰涩，使得我在旁听他解便时，常常戏谑地感叹：“唉，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战斗！”

林彪无论严冬酷暑，均不穿棉衣或单薄之服，除非身处必须着军装的情形。日常出行，他常以一件朴素的灰色中山装示人，而这套中山装竟无衬里可言。中山装之内，不论穿毛衣或是布衣，衣领、袖口以及衣袋均已被拆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彪总是身着中山装搭配层层叠叠的布片，无论是登上天安门广场，还是接见外国宾客，皆是如此。那件中山装已陪伴他走过十数载，其衬衣的袖口与肩背更是经王淑媛反复缝补，补丁层层。

林彪在毛家湾安顿时，青睐于沙发床，外出则偏爱棕床。无论春夏秋冬，他始终不披棉被，仅以数层毛巾被和几层布单子铺就，形成床铺。无论走到何方，他都将这床铺随身携带。床单一旦脏污，便及时洗涤，洗净后复盖，即便破旧，他却倍加珍惜。

“布衣相当于2度保暖，毛衣则相当于3层布衣的保暖效果，薄呢子相当于2层布衣，而厚呢子则相当于2层薄呢。”在穿衣方面，他以室内温度30℃作为基准，当室内温度达到或超过30℃时，他便会穿上平日里常穿的灰色中山装或布军装。而当室内温度低于30℃时，他会根据温度的降低程度相应增加衣物。若室内温度降至22℃，他便会额外增添8℃的保暖衣物。

林彪早已精确预算了适宜的温度范围，并详细规划了相应的穿衣与盖被方式。他吩咐我将他亲自制定的“着衣法”与“盖被法”整理成表格，并将其挂在床头屏风上。内勤人员在为他穿戴及铺盖时，只需查阅当日的室内温度，便依照表格上的指示行事。林彪的卧室、客厅、走廊以及卫生间均配备了温度计，室内温度常年维持在22℃左右，因此，林彪的穿衣与盖被习惯四季变化不大。

林彪独创的穿衣盖被之法，颇为高效地解决了其适应外界环境能力不足的问题。他将此法视为保身之策，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对于自己身穿的每一件衣物，以及覆盖的每一条毛巾被，他都了如指掌，仅需一看一摸，便能辨识出其温度。对于那些年代久远的衣物和毛巾被，他更是倍加信任。尽管许多衣物和毛巾被上补丁累累，他也不愿更换新的。1966年秋季，鉴于频繁接见红卫兵，在得到他的首肯后，他同意添置了两件白衬衣。他让王淑媛将新衣浸泡于水中，反复揉搓，直至他觉得新衣的质感和穿过的旧衣相仿，方才肯穿上。

林彪的日常作息极具规律性。他通常在每晚九时左右安寝，清晨六时便起身。午后一点多进行短暂的休息，于两点多恢复活力，这样的生活节奏，年复一年，始终如一。

“用40℃以上的热水泡脚十分钟，泡后立刻入被窝擦干，是治疗因外寒引起的体弱、低温难以消退的良方。”由于他仅在体温不退时才泡脚，且泡脚后害怕受凉，因此，洗脚成了颇为重要的一件事。每当进行泡脚，我们甚至感到比给婴儿洗澡还要紧张。

林彪习惯于身着衬衣和衬裤入睡。每当冬日来临，我们总会提前用热水袋将他的被褥预热，而在清晨唤醒他时，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将他的衣物预先暖和。由于热水袋加热衣物不够均匀，刘文儒便常常将林彪的衣服披在自己身上，待衣物完全捂热后，再转给林彪穿戴。

日复一日地承受针扎之苦，林彪的臀部肌肉已近乎丧失了往日的弹性，满是青紫，触之满是硬结，每次注射时，针头常常变形，难以顺利取出。然而，林彪却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仿佛那疼痛与他无关，似乎他的臀部并非自己所有。仅在寥寥几次，刘文儒为他注射时，我目睹了林彪忍受剧痛而面部扭曲，却始终未曾发出一声呻吟，亦未对大刘有过任何责怪。

林彪鲜少参与户外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常常抱怨“身体感到寒冷”。对于健康人士而言，这些状况并非难以改善，然而对于林彪而言，却似乎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以晒太阳为例，即便是小学生也深知阳光对人体的重要性。然而，林彪却时而表示，“从阴暗处移至明亮处坐下，身体的不适感似乎减轻了，由此可见阳光的必要性”；时而却又说，“即使在阳光下，低温依然难以消退”，仿佛阳光对人体的重要性尚存疑虑。1967年夏季，林彪终于同意在卧室安装一个天窗，并配备从德国进口的紫外线玻璃，每天接受20分钟的日光照射。

林彪体魄强健之时，亦常于晴朗之日步入庭院漫步。彼时，其漫步路径总围绕于院中葡萄架与芍药花丛，如同闲庭信步，时而驻足细观花木，时而抬头望向蔚蓝天空，举动悠然，似无所事事。我们便伫立于屋门之外，遥遥注视着他。通常，他的散步时长约为二十分钟。然而，若是风起云涌，他便会即刻转身，返回室内。

林彪坚信，最佳的户外运动便是“转车”——乘坐汽车穿梭于北京街头或郊外，每次行程约半小时，除警卫秘书李文普外，严禁他人随行。某次，他察觉到一辆吉普车上有多名警卫人员暗中跟随，顿时勃然大怒，宣称若再有人跟踪，他将拒绝继续前行。无奈之下，李文普只得指示警卫人员调整策略，保持一定距离进行监视。1968年夏季，林彪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要求李文普为他借来数匹马，以便在香山周边骑马畅游，放松心情。除此之外，我并未了解他还有其他户外活动。

我所目睹的林彪，似乎并无任何特别的兴趣爱好，更无任何不良习性。他既不热衷于娱乐，也不追求奢华的服饰，不饮酒，不吸烟，不垂钓，不赌博，不跳舞，不涉足风月，亦不游历山水，不逗弄笼中鸟雀，不养花弄草，不把玩古玩，不烧香拜佛，甚至连茶水都甚少沾唇。在林彪的身上，几乎寻不到一般人所拥有的那些爱好。

我看到有些书上说，林彪吸食毒品，是个瘾君子。更有人说，林彪每逢上天安门之前都要打一支吗啡针，否则便不能支撑下来。但是他们都说不出何人能证明林彪吸食毒品，更说不出这些毒品是何年何月、经过什么人、什么渠道提供给林彪的。

在我担任林彪的私人助理期间，为期两年，我始终伴随在他左右，负责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和所需。林彪的一举一动都处于我们的关注之下，无论是点滴小事，如喝水，还是其他行为，都需我们记录在案。李文普自1950年代开始便担任林彪的保卫人员，对林彪的日常生活和安全负有责任。当我向他询问林彪是否有吸毒的嫌疑时，他坚决否认，表示那纯属无稽之谈。

1953年，毛泽东委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携同数位医疗专家，亲赴林彪府邸对其健康状况进行细致检查。傅连暲医生建议林彪增加水果与蔬菜的摄入，提倡多进行户外散步，并特别强调需摒弃依赖吗啡的陋习。叶群女士恳请傅连暲对检查结果予以保密，然而，傅连暲医生最终还是将林彪的真实病情如实汇报给了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毛泽东亲笔抄录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并赠予林彪。

鉴于傅连暲对毛泽东如实汇报了林彪的健康状况，文革爆发之际，叶群指使邱会作对傅连暲进行了严厉的打击。1968年3月29日，傅连暲不幸遭受迫害，不幸离世，享年七十四载。

——（斜体内容）见中共党史出版社《十大元帅轶事》以及《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下的国家风云》等众多著作亦提及此，然而其起源已难追溯，无从稽考。

笔者的结论如下：毒品林彪是没有吸食的，一直在吸的是康生。要知道当年那一枪，伤到了神经，为了镇痛打吗啡从病情逻辑上是说的通的，并且打吗啡在医学上是正常情况，多少病人为了止痛都打过，这并没有什么难以见人的。

林彪素来不沾酒水，却对酒香有所偏好。这并非习性使然，不过是偶尔陶醉于那淡淡的酒香。在我担任其内勤期间，曾在衣柜间的一个储藏柜中，常年存放着两瓶茅台，那是九元钱一瓶购置的。林彪有时会示意我们取酒给他，他会轻轻拧开瓶盖，将瓶口置于鼻尖约十厘米处，随后用掌心轻轻扇动，引导酒香飘向鼻端，然后小心地深吸一口，却始终未曾尝试过品尝。

林彪在漫步时偏爱聆听唱片，然而他却从不随声附和。他对京剧情有独钟，唱片收藏中京剧作品占据了大多数。梅兰芳、张君秋、程砚秋、荀慧生、周信芳等京剧界的杰出人物均有收录，然而林彪尤为偏爱梅兰芳的演唱。诸如《宇宙锋》、《霸王别姬》、《凤还巢》等经典曲目，反复聆听，乐此不疲。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天安门上高呼“破四旧”，但私下里依旧照旧聆听，无论身处何地，总是随身携带，耳濡目染。

林彪的生活，除却聆听唱片之外，鲜少涉足电视、广播，更不偏爱样板戏，因而显得单调而沉闷。在这枯燥乏味的日子里，叶群偶尔讲述一则笑话，便能令他开怀大笑。子女们深知父亲的喜好，回家后总会特意讲述一些轻松愉快的故事，以博他一笑。1970年春，叶群不知从何处觅得一台八音盒，此物置于手中，只需打开盒盖，拧紧发条，便能自动弹奏出八种旋律，叮咚作响，别有一番韵味。纵然曲调略显陈旧，但毕竟是一份新奇之物。林彪将它置于卧室门口，日日夜夜，皆能享受到这份音乐之美。“九一三”事件之后，这台八音盒被展出，随之而来的，是对林彪所谓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严厉批判。

我曾目睹林彪题写过诸多文字，然而却未见他挥毫泼墨之作。《重上井冈山》等篇什，乃是叶群指使他人代笔所成。“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此句，亦属他人杜撰，并非林彪本人所言。叶群办公室中，放置着一口精美的青花瓷缸，缸内珍藏着他所写文稿，以及他人赠予的书画，皆以同样的方式妥善保管。林彪的客厅与卧室，素来未曾悬挂任何条幅。那段时间，我所见林彪卧室内挂过的画作，仅有黄胄所绘的驴与何香凝所画的《梅花图》，不久后便被取下。《梅花图》是何老在林彪六十寿辰时亲笔绘制，林彪对其情有独钟，命我将其挂于卧室东墙之上。除此之外，客厅与卧室常年保持素净，并无“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字句的悬挂。

仔细想来，林彪唯一的爱好，大概只有炒黄豆了，也许还有划火柴，闻硝烟，在普通中透着一点怪。

林彪性格沉稳，心境平和，在众人面前鲜少展现出心花怒放、心急如焚、气急败坏等极端情绪。在我的记忆中，林彪总是一副不慌不忙、温文尔雅、谦逊有礼的模样。因此，在我面前，除了敬畏与谨慎，我并无丝毫的惶恐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林彪的发怒显得尤为罕见，如同难得一见的风景。

“呆——子！”当我去捡起体温计时，他又补充道：“学学嘛！”

“一〇一啊，小李自幼未曾受过针扎、药疗，对量体温自然不甚了了，你莫不是真的责怪小李了吧？”林彪走近我，轻声说道：“不责怪，不责怪。”我也赶紧回应：“首长，我会认真学习。”林彪听后，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随后转身离去散步。自那日起，我便潜心钻研医术，最终也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卫生员”。

林彪平日里亲昵地称呼林立衡和林立果为“小孩儿”或“小孩子”。对待我们这些内勤战士，他也是以孩童般的视角看待。不论我们的工作成绩多么出色，他从不吝啬一声赞扬。而当我们犯了些许错误，他也从不严责，只是戏谑地称我为“呆子”，这便是对我最为严厉的斥责了。

我仅目睹过林彪对秘书发怒的情形一次，那是在他对随其多年左右的警卫员李文普的斥责之中。

“不必再称副官，就叫他秘书吧。”自此，大家便改口称他为李秘书。后来，李文普因政绩突出，被擢升为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副处长，于是人们又尊称他为李处长。他负责管理内勤事务。林彪的饮食、起居以及医疗保健等事宜，我们都会与他商讨。

“叫叶群过来！”叶群得知林彪发现了药物的秘密后，急忙赶往客厅，听到林彪的呼唤，急忙回应：“亲爱的，我来了。别再责怪他们了，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林彪怒斥：“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叶群辩解：“我是你妻子，我担心你长期服用大量安眠药，副作用太大，对肝脏不好。我让他们在药中添加淀粉和维生素，以减轻副作用，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你难道不明白吗？”叶群的话让林彪的怒气逐渐消散。林彪无奈地对叶群说：“我睡不好，明天工作怎么办？”叶群回答：“那以后让他们给你吃真正的安眠药不就行了。”林彪满意地点头：“那就这么定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简单地平息了，林彪“打假”成功。但是由于林彪过量服用安眠药，特别是半夜加服一两次安眠药，常使他第二天早起后仍然“昏睡”，甚至闹出笑话。李文普就曾经讲过林彪的一个故事：1970年5月20日首都百万人大会声援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斗争，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五二〇声明”。林彪为了圆满完成第二天的任务，头天晚上加服了安眠药，以致第二天上午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只见林彪摇摇晃晃地向毛泽东走过去，扯着嗓门叫喊道：“主——席——呀，你——好——吗？”搞得全场人都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他。毛泽东问他：“我好。你怎么样啊？”林彪又尖着嗓子回答：“我——老——出汗呀。”毛泽东回他：“人哪有不出汗的？”会见西哈努克时，他靠在沙发上打瞌睡。在天安门宣读毛泽东的声明时，神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对着麦克风拉着长腔说什么“我要开始讲话”，把柬埔寨说成越南，把巴勒斯坦念成巴基斯坦，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究竟人民怕美帝，还是美帝怕人民”这样气贯长虹的句子念得毫无生气。会后，叶群安排李春生和我去钓鱼台“旁听”审查大会的新闻纪录片，康生、江青都建议对片子作技术处理后，再在电台、电视台播放，所以，从广播里听不到林彪说错话。事后，叶群把林彪出洋相归罪于工作人员，批评内勤给林彪服安眠药“过量了”、“服晚了”，批评李文普“没有把好关”，“失职”。

“海军的李、王、张……”随即，林彪猛地一摔筷子于茶几之上，声色俱厉地斥道：“你给我出去！出去！”

林彪对叶群的言辞常常感到冗长，除非是在与他闲聊、讲述故事或分享笑话时，否则每当叶群向他汇报事情，他总会流露出厌烦的神色，甚至不愿意见到她。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去告诉叶群，让她别再来了。”每当林彪表达出不愿意见叶群，叶群便会遵命，不敢再踏入他的视线。

某日，秘书张益民目睹了林彪对叶群施以重拳，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继之以拳脚相加，怒吼道：“你这贱人，给我滚开！我要与你一刀两断！”叶群口才了得，察觉到林彪的狂怒，立刻止住了哭泣与争吵，跪地求饶，恳请林彪息怒。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也是唯一敢对江青发火的人。1967年初，因为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人煽动乱军，肖华被抄家，林彪把江青找到毛家湾当面大骂一顿，最后大声吼叫着：“快把江青赶走!”江青走后林彪说了一句话：“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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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法从字里行间领悟其深意，那么历史著作、传记以及年谱或许便无需再读。即便是此书，作者亦善于运用留白与暗示，若仍无法领会，恐怕也就无计可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