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2日清晨，北京城气温零下八度。钓鱼台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接线员只说了一句：“西北国棉一厂的吴桂贤立即进京。”挂断后不到十分钟，机票、接站车全部安排妥当，速度之快，让旁人摸不着头脑。
此时的咸阳，夜班刚下。细纱车间里机器轰鸣，吴桂贤顺手给挡车工关掉电闸，正准备回宿舍洗把脸，厂保卫科的同志喘着粗气冲进车间：“吴师傅，中央来电，你今天就得走！”短短一句话，把她听愣了。粮票没带几张，换洗衣服也在箱底，“去北京干啥呀？”她嘀咕着还是立刻答应。
别看吴桂贤那年才37岁，她在车间里却是老把式。1951年，年仅十三岁、口袋里塞石头才勉强过秤的她进了国棉一厂。从挡车工到青年突击手，再到厂党委副书记，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个劲儿往前钻”的傻劲儿。
和她命运悄悄交集的人，还有山西昔阳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两年前，陈永贵在北京大会堂作报告，“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句话一出口，大伙儿哄堂叫好。毛主席拍板：“这样的庄稼汉，我喜欢！”自此，陈永贵成了农业战线的楷模。
1963年山西洪灾，大寨被冲得满目疮痍，上面准备调拨救济粮，他却回电：“不要国家一粒米！”靠着肩挑背扛，大寨第二年就把亩产做到了七百多斤。中央高层盯住了他：这是块顶梁柱。
再说吴桂贤，1964年国庆观礼台上，她第一次与毛主席握手，心里直突突。五年后，“九大”召开，她被选为中央委员，还是“三结合”里的青年代表。那一级跳得太快，她自己也发蒙，“怎么就轮到我了？”可车间出身的直爽让她很快融入：开会没发言就喊“没意见”，大家也乐。
1974年9月，中央开会，陈永贵坐在左首，吴桂贤坐在右首。会议结束的那天深夜，毛主席批了八个字：“两人留下，参与工作。”从那一刻起，命运的指针已悄悄拨向1975年初的那次人大。
进京的列车一路北上。到北京已是凌晨，吴桂贤借宿在人民大会堂招待所，一听说第二天下午见总理，连粥都没喝两口，忐忑得不行。
13日下午三点，人民大会堂西侧小会议室门口，周总理亲自迎了她。总理精神略显倦，却依旧一口京腔：“桂贤同志，中央有件急活儿，你当副总理，行不行？”这一句像闷雷，她脱口而出：“我真不行，文化浅，办公室那些文件我批不了。”
周恩来摆摆手：“副总理不是看你能背多少条文件，而是看你能不能带人干事。干中学。”这段对话只有短短几十秒，却定下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理人选。
次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名单公示：吴桂贤列十一位副总理中的第九位，负责轻纺及妇女儿童事务；陈永贵位列第八，主管农业。一个纺织女工，一个山沟农民，同日登上国务院高位，在当时实属罕见。
外界热议，内部更忙。吴桂贤刚发完介绍信，就被安排住进钓鱼台十号楼。高档茶叶随手一抓，她却偷偷把茶包放回罐子里，跟服务员说白开水就好。伙食补助每天一元，她第一月就花掉六十多元，吓得赶紧降标准：“馒头、咸菜就行。”这种“抠门”不止一次，警卫员都替她脸红。
副总理的工作不是挂名。三月份开始，她每周要参加两到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还得抽三分之一时间回厂劳动。周总理批了“可行”两个字。于是北京、咸阳、全国调研三段循环成了她的节奏。
另一边，陈永贵也坐不住。文件摞成小山，他审到半夜犯困，干脆跑到京郊农场试种新品种。农业部反映：永贵同志一年在田头的天数超过了一百二十天，是真把副总理当“老把式”用。
4月的一个午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农轻关系。陈永贵说：“庄稼不长，衣服也织不出。”吴桂贤接话：“有布没粮也不行，咱俩得配合。”一句看似玩笑，却把农业与轻工的辩证关系说透了。与会同志纷纷点头。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治丧期间，吴桂贤守在西化殡仪馆门口整整一夜，第二天继续参加国务院会议。有人劝她休息，她答一句：“总理当年告诉我，扛不住也得扛。”短短十字，把心里的悲痛压了下去。
文革结束后，政治空气急速转向。1977年，新的中央班子提出调整副总理岗位，吴桂贤主动请辞：“轻纺战线我熟，继续当个纺织人更踏实。”申请很快获批。她拎着行李回到国棉一厂，当晚又挡起了四台车。工人们看见她，照例招呼：“桂贤来了！”场面跟几年前几乎没差别。
1988年，深圳特区派人北上觅才，吴桂贤被点名南下。她揣着一本记工簿带走了110名陕籍技术工，两室一厅挤八个人，依旧“先扫地、再干活”。两年后，鸿华印染年创汇突破三百万美元。经济报评论：一个女劳模把陕北的吃苦劲搬到了海边。
转眼1998年，60岁的她退休，享受正厅级待遇，却没闲住。广东、陕西两地招商、教育扶贫、义务演讲，忙得脚不沾地。会宁那次助学，她把九万元一封封塞进孩子手里，叮嘱“这里面有个洗脚妹的五十块，得省着花”。
如今吴桂贤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她常说最珍贵的是工装上的那股机油味儿；而陈永贵在1986年病逝，北京交道口的小院依旧摆着他当年自己刷油的木凳。两位出身草根的副总理，留下的不是官阶，而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准则：一旦被历史选中，就得干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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