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末的一个夜晚，北京东堂子的灯火逐渐稀疏，国家体委小院却还亮着几盏昏黄的灯。屋里烟雾缭绕，贺龙握着烟斗，对荣高棠等人直言：“三大球要是还提不上去，我这口气咽不下！”一句话，像门栓一样“哐”地撞进众人心里。
坐在角落的老黄突然想起十二年前的一通电话。那通电话，改变了贺龙，也改变了新中国体育的命运。
时间拨回到1952年8月。成都公馆街，西南军区司令部。桌上的红色直拨电话突兀响起，贺龙放下作战文件，沉声接听。对面传来熟悉的川味普通话：“贺老总，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事！”说话的是刚到中央任副总理不久的邓小平。
“啥差事？”贺龙眉头一挑。过去二十多年，他的世界只有兵书、地图、枪炮，体育二字与他几乎不搭边。
“小平同志”在电话那端笑了笑：“中央准备成立体育委员会，想请你挑头。”“毛主席怎么说？”贺龙下意识反问。电话里顿了半秒，“主席已经点头，说非你不可。”短短一句，犹如定海神针，贺龙沉吟片刻，爽快答复：“行，中央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同年11月15日，周恩来签署任命，贺龙挂帅体委。到北京第一天，他踏进南河沿旧楼，看着斑驳墙皮，忍不住皱眉：人手不足，经费赤字，器材欠缺，这哪是“好差事”，分明是“硬骨头”。
局面再乱，也得啃。贺龙第一步就找老友开口：“小平同志，我要人，也要钱！”邓小平爽朗大笑：“钱去找薄一波，人自己去挖，谁敢不听你的？”一句玩笑，却给足了贺龙底气。
很快，他从军中调来张之槐。“之槐，篮球和排球你都懂，体委正缺行家。”张之槐放不下军装，推托道：“部队也需要我。”贺龙话锋一转，脸色陡然严肃：“中央叫我离开前线我就来了，你还端什么架子？三天，自己想明白。”第二天清晨，张之槐敲开了贺龙的门——人才，又到位一员。
人有了，项目得铺开。彼时国内条件寒酸得很，全国像样的运动场寥寥无几，老百姓还顶着“东亚病夫”的蔑称。贺龙在第一次体委会议上直截了当：“从零开始不怕，咱就是要摘掉这顶破帽子！”
说干就干。1953年，他主导创办中央体育学院；1954年，第一届全国足球、篮球、排球联赛同时启动；1955年，全国运动会筹备组成立，这些都成为后来庞大群众体育网的雏形。
人才选拔上，贺龙“不拘一格”。游泳选手徐广斌曾随家人去过台湾，政审卡了壳。有人摇头：“背景复杂，怕出事。”贺龙把雪茄往桌上一磕：“愿意回来就说明心向大陆，入队！”一句话，徐广斌成了中国泳坛第一批重点培养对象。
更大胆的还在后面。乒乓球名将傅其芳滞留香港，债务缠身。消息传到北京，贺龙抬手砰地一拍桌子：“把人接回来，债算体委的！”就这么一句霸气决策，中国乒乓球队迎来了未来的金牌教练。1959年，北京工人体育馆见证了傅其芳率队夺得世界冠军的荣耀。
“小球”突破让人扬眉吐气，“三大球”却始终压在贺龙心上。足球最让他操心。1954年，他亲自送青年队赴匈牙利深造，还反复叮嘱蔡廷锴：“孩子们读万卷书不如踢万场球。”然而留学归来，球队依旧连连败北。1956年上海总结会，年轻队员垂头丧气，贺龙却握着他们的肩膀：“输了不丢人，怕才丢人。你们冲锋，我兜底！”
篮球情况稍好。1957年中苏友谊赛，中国“八一”队仅获一胜。有人怪技战术落后，贺龙点破：“最大问题是怕洋人。先把心态赢回来，技术才能长进。”此后“八一”队苦练体能，短短两年再战莫斯科已能打成平局。
排球方向，贺龙眼光更远。1959年日本女排来华，他发现教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极具成效，当即提议邀请其再度来华。有人顾虑中日尚未建交，手续麻烦。贺龙直言：“关系可以慢慢谈，水平得赶紧追。”最终在周恩来与陈毅的支持下，大松两度抵京，为中国女排注入全新的快速多变理念。
忙碌与焦虑并存，贺龙年近花甲仍风风火火。1960年，他推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那天，人群如潮，他站在看台边吸了口雪茄，轻声说了句：“总算有点样子了。”无人听见，却激荡人心。
时间回到开篇那个夜晚。听完贺龙的“死不瞑目”之言，体委干部纷纷陷入沉思。谁都清楚，这位元帅的心里装着的不止一块奖牌，而是一座属于新中国的体育高峰。
翌日清晨，贺龙又开始在院子里踱步策划训练计划。此时他六十二岁，头发花白，却依旧精神矍铄。身边工作人员小声感叹：“真看不出他身上有旧伤。”一句家常话，道尽老将一生坎坷与坚韧。
1969年，贺龙离开人世。档案里，他关于“三大球”的批示多达上百份，手写批注密密麻麻，全是具体到人名、场次、器材的细节。那些纸张如今已泛黄，可上面的墨迹仍然清楚——它们见证了一个老兵把战场经验全部倾注在体育领域的执着和担当。
南京双台面分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