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古城墙外。
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与林总的代表苏静，在经过多轮谈判后，正式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
那一协议书，在战争年代十分难得，它不仅标志着双方将避免了伤亡，更保护了北京城，保留下了明清600年的伟大建筑。
正因如此，当林总看到那份凝结着智慧与胆识的文书时，拍着苏静的肩膀对众人说道：“苏静同志一人，可当十万雄兵！”
而说到苏静，很多读者可能比较陌生，甚至是第一次听说，但是他的丰功伟绩，绝对对得起他的“中将”的头衔。
今天，文史君就与大家聊聊近代伟大人物苏静背后的故事。
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
苏静，福建漳州海澄人，1910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他虽然出身贫寒，但是父母的格局很大，即便家里不富裕，但是早早就给他送到私塾学习。
后来苏静顺利考入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在学校期间他接受到了社会Z义新学，从此便开始了G命事业。
当时还是白色恐怖阶段，后来为了躲避G民党的追捕，苏静追随父亲前往缅甸谋生，并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学校教师。
1931年9.18事变，苏静眼看日寇侵略了我国土地，重新唤醒了他的热血。
于是他放弃了在缅甸的安定生活，重新投入到社H主义事业之中，在罗荣桓的安排下，苏静被分配到红1军团的通信科任职。
1934年年末，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长征。
长征途中，红1军团担负着为全军开道的艰巨任务，苏静作为通讯科人员，更是走在军团的最前方。
每至一处，战士们尚能短暂休整，他却必须立即带领先头侦察小组出发，探明前方地形、道路、敌情，绘制行军路线图，再折返向军团首长汇报。
如此往复，苏静在长征中走过的路程，竟是普通战士的三倍，达到惊人的“七万五千里”。
同时，他绘制的数百张行军路线图，为我军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中一次次突出重围提供了关键指引。
可以说，没有苏静等侦察英雄的舍生忘死，就没有我军长征的奇迹。正因如此，长征后，被组织誉为“开路先锋”。
另外，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还曾提到：“H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
抗战时期立下“不朽功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H军改编为八路军。
苏静出任115师侦察科科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他带领侦察人员深入敌后，绘制地形、侦察敌情，为八路军取得抗战首次大捷立下汗马功劳。
1938年春，115师师长林总在山西临汾附近因身穿日军呢子大衣，被晋绥军误击重伤。
危急时刻，紧随其后的苏静闻声赶到，将林总背下火线，紧急救治，并派人火速寻医，才使林总脱离生命危险。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苏静不仅负责情报侦察，还利用早年学习的摄影技术，拍摄了大量珍贵的战地照片。
成为我军最早的“战地记者”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珍贵影像史料。
抗日战争时期，苏静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十分到位。
有一次在山东根据地，G民党方面借用国共合作的借口派来了一个G民党参谋官，想要打听我军情报。
苏静得知后将计就计，热情招待了那位参谋和他所带来的人员，并且设宴款待。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静便假装喝酒喝多，胡言乱语透露了我军“情报”并且表现出酒醉不醒的样子骗过了G民党参谋。
宴席后，G民党参谋以为得到了“情报”，第一时间大半夜就开始给上级发电报。
其实那时苏静根本没有喝醉，也没有睡觉，于是偷偷记录下了国军的电报密码，此后为我军破译国军电报密码立下了功劳。
抗战胜利后，苏静随罗荣桓挺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情报处处长。
到任后，他迅速组建起庞大的情报网络，为东北我军扭转战局、由守转攻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保障。
1946年2月，苏静获悉G民党军一个加强团孤军深入法库县，立即上报。
东北民主联军迅速集结7个团设伏，全歼该敌，取得出关以来首次大捷，极大鼓舞了士气。
同年4月，苏静又侦悉G民党军陈明仁部两个师欲向四平集结。
林总根据那一情报，在大洼地区设伏，歼灭敌军4400余人。战后，一向寡言的林总罕见地称赞道：“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
在决定东北战场胜负的辽沈战役中，苏静再次发挥关键作用。
1948年10月，廖耀湘第九兵团十万大军妄图从营口突围。
苏静率一个重炮连加强给独立二师，指挥7000余人果断夜袭敌先头部队，造成敌军全线混乱。
东北野战军主力趁机合围，全歼廖耀湘兵团，俘虏廖耀湘本人，为辽沈战役画上圆满句号。
但要说到苏静最伟大的贡献，以及其个人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还当是北平和谈中的“单刀赴会”。
北平和谈中的“单刀赴会”
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原本是要进行修整的，当时上级已经下达命令，给大家放一个月的假。
但毛主席深思熟虑后认为，战机稍纵即逝不能错过，于是命令四野停止修整继续南下。
随后四野配合华北J区，攻克了张家口、新保安、宣化等军事要地，将傅作义部包围在了北平，天津两座孤城里。
在百万大军包围之中，加上我党地下战线通过各界人士不断的建议下，傅作义有了和谈的念头。
北平是千年古都，文物古迹荟萃，我组织也不愿动用刀兵催坏建筑，决心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傅作义彻底失去筹码，和谈进程加快。
1月16日，双方代表在通县达成初步协议。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提出，希望我军派代表进城，直接与傅作义商谈细节。
关键时刻，林总、罗荣桓一致认为苏静是最合适的人选，苏静也没有思索，直接应下了那一任务。
要知道，国军与我们还是对立状态，傅作义虽有投诚之心，但是一切都是未知数，或许一个小小的差错都会改变其决定。
苏静深知此去风险重重，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其英勇之姿态，足以媲美三国时期关羽的单刀赴会。
在随后的谈判中，苏静表现出了足够的人道主义精神，分别从多方面给傅作义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最终于1月20日促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署。
1月31日，我军雄师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在这一过程中，苏静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也只有他的勇气、智慧和忠诚，最终才能取得如此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苏静历任总C谋部军务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
他始终保持低调作风，住所简朴，出行轻车简从。在总参工作期间，他主导建立现代化军务管理体系，为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1955年授衔时，苏静被授予中将军衔。
面对荣誉，他淡然处之：“功劳是全体将士的，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晚年的苏静致力于军事历史研究，主编了《东北解放战争史》等著作，为后世留下宝贵史料。
1997年11月28日，苏静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7岁。
他从未亲自统率千军万马冲锋陷阵，却在55年的戎马生涯中，以非凡的智慧、胆识和忠诚，为我党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值得我们深切缅怀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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