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卫士亲历西安事变的回忆

杨虎城卫士亲历西安事变的回忆

1936年12月12日，对中华民族而言，乃一个永载史册的纪念日。当日，在历史悠久的古都西安，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秉持民族大义，发起了一场震动中外的“兵谏”。他们在临潼骊山成功拘捕了蒋介石，并将其安置于西安市杨虎城将军办公地的新城大楼内实施看管。此举旨在敦促蒋介石抗日，此事件遂以“西安事变”之名流传于世。

西安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点，自那时起，全民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正式拉开帷幕。在这场伟大的抗战中，西安事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6年，我有幸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的古荥镇，访问了一位居于农家小院中的耄耋老人——当年杨虎城卫士队的副班长王志屏。

一、即便是王志屏等担任卫士的成员，亦普遍认为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关系显得颇为紧张。

王志屏，出身于陕西省蓝田县的一户贫瘠农舍，与杨虎城——当时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的将领——同籍。1935年7月，他投身于杨虎城所领帅的十七路军教导营，在短暂担任普通士兵之后，便被提拔至勤务班，担任班长一职。

1936年伊始，王志屏有幸被调入杨虎城的卫士队，与其他七十余名卫士并肩，共同承担起对杨虎城公馆周边的警戒与保卫重任。同年六月，他被任命为卫士队四班的副班长。

◆王志屏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西安城内的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高呼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游行队伍曾抵达绥靖公署的新城操场，恳请杨虎城将军领导抗日斗争。此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将张学良调任陕西，授予他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的职务。在军事指挥上，杨虎城需听从张学良的调度。蒋介石的意图明显，其一，意图令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剿灭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其二，希望张学良能够夺取杨虎城的地盘，以期达到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目的，待双方耗竭，他再趁机收拾残局。

张学良所率领的东北军在陕北地区与红军交战，却屡遭败绩。此时，共产党在陕北大力宣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这一主张逐渐改善了东北军、西北军与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一趋势与蒋介石的既定计划相悖。张学良与杨虎城不仅没有发生冲突，反而关系亲密，宛如亲兄弟，无话不谈。

为促成张、杨联手对抗共产党，1936年10月29日，蒋介石亲临河南洛阳起飞，抵达临潼亲自坐镇指挥，并严令二人要么并肩作战，要么撤离关内。西安的国民党军警及特务严密监视着他们。张、杨二人行踪谨慎，深恐泄露任何破绽。当杨虎城拜访张学良时，王志屏等随从被张学良的特务营拦于公馆门外，不得下车。反之，张学良拜访杨虎城时，同样不允许张学良的卫士下车。当时，即便是王志屏这样的卫士，也普遍认为张、杨关系紧张，存在矛盾。

1936年11月28日，西安革命公园见证了坚守西安围城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的隆重举行。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亲自率领西安各界民众，共同向英勇牺牲的军民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

11月28日，西安革命公园见证了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纪念盛会的举行。会上，杨虎城将军发言完毕，随后张学良将军紧接着表示：“东北的沦陷，令我张学良深感痛心，这无疑是我的责任。不久的将来，我定将挥师东北，那时，愿国人亲眼目睹，我张学良究竟是否当得起‘逃跑将军’的称号。”

12月9日，为缅怀“一二·九”运动周年，西安的青年学子们发起了一场声势磅礴的爱国请愿运动。面对宪兵和军警的阻挠，他们不畏强权，高声呐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勇敢地前往临潼，向蒋介石表达他们的请愿意愿。

队伍抵达西安郊外的灞桥时，张学良急驰而来，情绪激昂地呼吁：“众位，切莫再前行一步，请你们坚信我的话，速速返回！我与你们同仇敌忾，你们所求，亦即我所求，或许我的愿望更为急切。我张学良定不负救国之志，绝不欺骗各位，我将把你们的心声如实转达给蒋委员长，我在委员长面前的话语分量，犹胜于你们。”在他的劝慰之下，游行队伍这才折返。

后来方始得知，蒋介石闻悉此事后，惊恐不已，随即下令张学良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严令军队架设机枪，摆出备战姿态。张学良的劝阻成功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二、蒋介石的隐秘指令，遂成为点燃西安事变的导火索。

为何西安事变在1936年12月12日突然爆发，至今80多年间，鲜有明确的历史资料作为佐证。军事行动变化莫测，难以预料。张学良与杨虎城虽抱有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抗日之志，对扣留蒋介石有初步构想，但并未设定具体实施日期。扣留蒋介石之举风险极高，非至生死存亡之际，岂能轻易行动？蒋介石的密令可能正是点燃“双十二事变”的导火索。

1936年12月，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右）、陕西军政要员杨虎城（中）、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左）于临潼留下珍贵合影。

12月9日，蒋介石致信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私下指示《大公报》刊登一则消息，内容涉及剥夺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剿共”军权，并由蒋鼎文接替其职位。

力子主席兄勋鉴：

蒋鼎文、卫立煌两位将领已相继抵达西安。据悉，蒋委员长已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的前敌总司令，而卫立煌则被委以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的重任。此外，陈诚亦赴陕拜访蒋委员长，传闻他将凭借军政部次长的身份，指挥绥东地区的中央军各部队。然而，这一消息仅限于《大公报》记者知晓，无需通报中央社或其他记者，亦无需在西安各报上公开发表。

中正

十二月九日

“我此次来西安，正是为了平息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分歧之声。”自6日起，蒋介石依次接见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但张、杨并未受邀，这引起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疑虑。

张学良、杨虎城与张季鸾、《大公报》社以及《大公报》西安分社的记者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张、杨二人得知《大公报》即将揭露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令时，面对这紧急关头，两人迅速召开秘密会议，果断决定于12日凌晨对蒋介石实施“兵谏”。

三、张学良卫士述说捉蒋经过

1936年12月11日的午后，王志屏正于杨虎城公馆的大门前担任警卫。不久，张学良驾到，杨虎城亲自至院中迎接。张学良递给杨虎城一把崭新的二十响圆栓手枪。随后，张、杨二人步入屋内，交谈许久，直至夜幕降临，仍未现身。卫士们私下窃窃私语，议论道：“杨主任似乎已将张副司令的枪械暂为保管，而且似乎连人也不准离开。”

西安事变指挥所——杨虎城宅邸。

晚上六点五十左右，杨公馆的入口电灯意外熄灭，王志屏怀疑是保险丝故障，立刻前往电闸房检查。到达时，他发现随从副官王华亭（杨虎城的副官）手持手枪，站在电闸房前警戒。王志屏询问情况，王副官只让他回岗位加强警卫，不要多问。王志屏随即返回门口，负责站岗的卫士询问发生了何事，王志屏回答：“王副官拿着枪在那里，吩咐我们加强警戒，坚守岗位。”

调任新职后，卫士队的副队长李承德指派王志屏负责在公馆的后楼进行警戒。

12月11日的夜晚，四周静谧无声，显得格外漫长。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宛如千钧重锤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扉。王志屏当时并未意识到，一场惊天动地的壮举即将拉开序幕。

12月12日拂晓时分，临潼地区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场面异常凶猛。不久后，枪声变得时断时续。王志屏向李承德询问：“究竟是谁在与谁交火？”李承德回应道：“是我们与老蒋一方。”

杨虎城公馆内，烟雾弥漫，人影穿梭，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王志屏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张、杨两位将军捉蒋的指挥部便设于此处。两位将军早已将兵力部署妥当，此刻正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着胜利的捷报传来。

“不如直接派遣卫士队前往。”于是，卫士队队长白志钧率领半个班，乘坐教导营的装甲车，火速赶往临潼。与此同时，王志屏带领半个班留守公馆，严阵以待。

事后，参与拘捕蒋介石的一名东北军特务营卫士，向王志屏娓娓道来了一场在临潼发生的捉蒋始末。

王志屏老人回忆看押蒋介石的经历。

凌晨12点刚过，天地间一片漆黑，此时的西安沉浸在宁静的睡梦中。肩负着扣押蒋介石重任的张学良亲信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分别乘坐汽车和摩托车，如风驰电掣般疾驰向临潼进发。

在2时30分之前，他们抵达了灞桥附近十里铺一带。负责执行突击任务的特务营营长孙铭九，随即展开了战前的动员工作：

今日，我们前往华清池，旨在拯救副司令。委员长既不主张抗日，亦未命东北军投身抗日。副司令曾向他恳求结束内战，团结一致对抗外敌，然他非但未采纳，反而将副司令拘禁。我们今日赴华清池，旨在将委员长拘押，迫使他就抗日问题表态，以解救副司令于危难之中。确保副司令的安全，乃我卫队营的神圣使命，我们务必完成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务必将委员长扣押！然而，必须切记，绝不可伤害他的性命！

群情激愤。

循着白凤翔的指令，孙铭九指挥着一支由百余名卫队营士兵组成的队伍，急速赶往临潼的华清池。

孙铭九率众猛冲入蒋介石的住所，与蒋的卫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

此刻，骊山上枪声隆隆，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蒋介石起初误以为这是共产党散兵游勇的进攻，于是鼓舞士兵坚守阵地，声称西安即将派援军到来。然而，随着枪声愈发密集，呼喊声愈发接近，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西安发生了兵变。在堂侄蒋孝镇和贴身侍卫竺培基的搀扶下，蒋介石匆忙逃向山上。

孙铭九一行人瞥见蒋介石所居的三号厅房门半敞，便迫不及待地疾步而入，踏入卧室内。只见床上空无一人，被褥凌乱，床下亦无踪影。然而，衣帽、假牙、皮包以及那件黑色斗篷大衣依旧原位摆放，用手轻触被褥，尚能感受到余温，由此可见，蒋介石逃离的时间并不长。

事变夜，蒋介石在华清池五间厅。

院中四处搜查，依旧未见蒋介石的身影。钱大钧，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以及贴身侍卫汪日章均表示对蒋介石的行踪一无所知。指挥官刘多荃与白凤翔立即通过电话向张学良与杨虎城汇报了这一情况。张学良闻讯后十分焦虑，急切地询问：“蒋介石的座车是否仍在？是否有人突破了外围的封锁线？”经查证，蒋介石的座车仍在原地，且没有任何人突破外围封锁线。

孙铭九迅速率领部队在山川之间展开搜索，对每一个可疑迹象均不遗余力地追查。

蒋公的保卫人员对王志屏报告道：“我在一处山谷发现异常动静，手持枪械，一边向前冲去，一边高呼：‘出来，否则我将开枪。’对方亦大声回应：‘若再逼近，我就射杀你！’随即砰砰几声枪响，我的棉大衣上已出现数处弹孔。随后，我一枪击倒了对方，紧接着另一人慌忙呼喊：‘别开枪！别开枪！委员长就在此地。’”

卫士急速奔至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怒吼：“何方神圣，有何指教！”此刻，蒋介石面色惨白，赤脚而立，身着一件古铜色的绸袍，下摆是一条素雅的白色睡裤，浑身上下沾满了尘埃。孙铭九随即赶到，众人上前将蒋介石扶起。孙营长对蒋介石说道：“委员长，请您赴西安参加救国会议。”蒋介石却断然拒绝：“不去，不去，若要杀我，便请动手。”孙铭九坚定地回应：“非但如此，我等旨在唤起您抗日救国的决心！”众人合力将蒋介石扶下山，将他押上汽车，载着他返回西安。

四、蒋介石问道：“诸位贵姓大名？请为我列一份名单。”

12月12日清晨，王志屏接到紧急通知，得知一位贵宾即将莅临位于西安皇城北门内、杨虎城办公的新城大楼。随即，他率领朱子明和上官克勤两位同事，于新城大楼入口处严阵以待。

王志屏命朱子明与上官克勤把守正门，而自己则坚守在西门。大约在8时30分，一辆卡车轰鸣着穿过西门，其车顶上架设着一挺轻机枪，士兵们手持武器，全副武装，紧随其后的是一辆小轿车。车辆停靠后，孙铭九从轿车中搀扶出一位人士，他顶着一头短发，未佩戴帽子，身着一袭古铜色的绸袍，小腿上布满血痕，脚蹬一双便鞋，赤脚行走，显得颇为狼狈。

在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被迫滞留于新城大楼之中。

王志屏心中猛地一震，这不正是委员长吗！他曾在前些时日与蒋介石有过一面之缘。见委员长走近，王志屏不假思索地挺身而立，向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委员长已被张学良与杨虎城所扣押。

“开门！开门！”王志屏随即再次向王副官报告了这一情况。

片刻后，宪兵营长宋文梅步入蒋介石的办公室，对他说：“委员长，我们接到命令，必须关闭营门。”蒋介石询问是何人下达的命令，宋文梅回答是主任的指令。蒋介石怒斥：“什么无耻的主任，立刻开门！”宋文梅回应道：“委员长，我曾是您的学生。”蒋介石追问：“是哪一期毕业的？”宋文梅谦虚地表示：“尚未完成学业。”蒋介石问：“那你现在做什么？”宋文梅答：“在杨主任手下担任营长。”蒋介石鼓励道：“前途无量，要好好奋斗。既然你是我的学生，这天气寒冷，你去为我购置一件毛衣和一双袜子。”宋文梅随即为蒋介石购买了一件驼色毛衣和一双驼色毛袜。

紧接着，幕僚们询问蒋介石是否用餐。蒋介石面露悲色回应：“我如今这光景，哪还有心思吃饭。”实则他早已饿得难以忍受，却装出一副模样。注意到蒋介石没有假牙，无法咀嚼硬食，幕僚们特地吩咐厨师准备了一碗麦片粥送来。蒋介石再次施展演技，绷紧脸庞道：“他们把我逼到这种地步，我怎能享用他们的食物？”幕僚们理解了他的心思，将粥碗带出转了一圈后再送回：“这是宋营长和我们一起买的，你还是尽量吃些吧。”

蒋介石迅速接过食物，连声应道：“好，好，我吃，我吃。”边吃边对副官言道：“如今我们已是共患难的朋友。请问你们的名字，给我列一份名单，我随身携带，待我返回南京之时，绝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关照。”

副官们坚拒了蒋介石的诱惑与贿赂，进而将此事件告知了杨虎城。

五、张学良对王志屏警示道：“切勿将枪支置于胸前，倘若委员长不幸举枪自尽，将如何是好？”

“兵谏”首战告捷，新城杨公馆内欢声雷动。张学良挺身而起，表情复杂地对众将领道：“我与虎城兄，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捅破了这天际的缺口。此刻，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已攥于我等之手，责任重大。事不宜迟，有几项紧迫之事，我们必须立即着手。首先是发布兵谏通电，其次是向陕北中共发送电报，军事上需组建参谋团，政治上则需设立设计委员会，刻不容缓。”

◆八大救国主张。

（一）对南京政府进行改组，吸纳各党各派共同参与，共同肩负起救国的重任。

停止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推动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

（七）遵行总理遗嘱。

召开救国会议。

上午十点左右，张学良抵达新城大楼与蒋介石会面。王志屏与众多卫士一般，并未将枪支妥善收于枪套，而是挂在腰间皮带之上。张学良接近他时，轻拍其肩，并触摸其子弹袋，叮嘱道：“请将枪支妥善收好，别随意别在胸前。若在呈递委员长礼物时枪支被夺，恐有误伤之虞。”王志屏立刻遵命将枪支放回枪套。

张学良步入蒋介石的私人房间，发现房门敞开，蒋介石双臂向后斜倚，半躺在床榻之上。张学良呼喊一声：“委员长，您受惊了！”随后，蒋介石的声音低沉回应，语气中带着绝望：“既然如此，便无需再唤我委员长，直接枪毙我便是。”张学良急忙递上一张纸，诚挚地说：“委员长，我绝无加害之意，若您能接纳我的八项主张，我仍将坚定地拥护您，听从您的号令。请您签字。”蒋介石却猛地一挥手，将纸张击落地面：“若要我在此签字，除非先把我枪毙。”

张学良继而表示：“基于全国民众的强烈呼声，我们发起了此次行动。我们心怀纯洁，纯粹是为国家的利益考虑，绝无个人私利之图。此刻，我们期待委员长能够心平气和，勇于纠正过失，团结全国之力，全力抗击日本侵略，以保卫民族尊严，如此，学良及全体国民的心愿便得以实现。”

张学良话语落下，蒋介石才显得有些迟疑，缓缓道：“既然你是为了国家大义，那么理应先安排我将我送至洛阳，待抵达洛阳后再行商议。”

张学良坚定地表示：“当前之事，不容敷衍了事。我们期望你能够勇于悔改，集思广益，共同应对国家的危难。若你仍固执己见，不听劝告，那么就只能交给公众来评判了。”随后，张学良提及东北沦陷、热河失守，皆因蒋介石的指令所致。蒋介石反驳道：“我让你放弃就放弃？张学良愤怒回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首要职责，那时的我正是遵从了您的命令。”两人的争执愈发激烈。最终，蒋介石背对墙壁，对张学良的言辞置若罔闻，张学良无奈之下离开了现场。

六、听闻杨虎城不幸遇害的消息，王志屏顿时脸色煞白，几乎失去了意识。

某日，恰逢王志屏值班，一辆小轿车驶至，车上走下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头戴礼帽，身着长袍，神采奕奕，目光炯炯。另一位则装备齐全，腰间别着短枪，手持公文包，宛若副官随行。身着长袍的客人上前递给王志屏一张名片，王志屏接过细看，方知来者竟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平日里虽闻其名，却未曾谋面，此刻竟有幸与他直面，心中涌起无尽的敬意。王志屏随即把名片交给了杨虎城的勤务兵杨鸿升，杨虎城闻讯迅速走出，热情地迎接周恩来。

那乃王志屏此生仅有的、唯一一次得以目睹周恩来之面容。

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共产党三股力量，与蒋介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达成共识，决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其顾问，包括澳大利亚人端纳和宋子文等人，从洛阳乘坐飞机抵达南京大校机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违背诺言，将张学良囚禁起来。1937年1月3日，军事法庭以张学良为首谋，涉嫌胁迫上官，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剥夺公权五年。不久之后，张学良又被蒋介石特赦，并被交由军委“严加管束”。自此，少帅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直至1993年12月，他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并在夏威夷定居。2001年10月14日，在美国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张学良在儿子、女儿和三个孙子的哀泣声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杨虎城将军。

杨虎城将军于1937年6月，迫不得已以“欧美军事考察专员”的身份出国考察。与此同时，十七路军被裁减为38军，王志屏所隶属的卫士队亦并入38军的卫士连，王志屏亦被调返教导营，加入扩编后的教导团继续履行职责。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的战火全面点燃，王志屏毅然随部队奔赴抗日前线。在此期间，从1937年至1940年，他参与了山西中条山的六六战役与四一七战役。他更是有幸参加了在中条山娘娘庙设立的抗日军政大学干部训练班。干训班的学习成果为他之后的战斗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从1941年至1943年，王志屏又投身于邙山战役的激战之中。1943年，他先后参与了马鞍山、官道口以及卢氏县的抗日战斗。在卢氏县的战斗中，他被重新编入38军177师529团1营3连，并先后担任副连长、连长及副营长等职务。

日本投降之际，王志屏所隶属的部队自卢氏县向东挺进，相继接管了洛阳、郑州与开封三城。

1949年岁末，一则关于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在重庆市磁器口松林坡，原“中美合作所”所在地惨遭杀害的消息，刊登于各大报纸之上。王志屏闻此噩耗，几欲昏厥。新中国成立后，他返回陕西故里，投身农耕生活，随后又迁居至河南省郑州市。

2005年8月20日，年迈的91岁王志屏老人，携手其子王荣生，莅临西安，特地拜访了杨虎城将军的千金杨拯英。彼时，杨拯英女士已71岁高龄，担任陕西省政协委员的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