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从开国中将到“林彪死党”

开国中将，林彪部下。

邱会作传奇人生

摘要：平心而论，邱会作自“红小鬼”的起点起步，一路攀升至共和国中将的军衔，其光辉的革命历程与非凡的业绩相辅相成。至于他之后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一职，并兼任副总参谋长，这无疑得益于林彪的举荐与鼎力支持。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邱会作这个名字必然耳熟能详。身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金刚”之一，他在文革初期曾一度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林彪事件的爆发，邱会作也随即从历史舞台上淡出。他从“红小鬼”一路成长为共和国中将，又从祸国权臣沦为阶下囚，最终成为了一位普通的耄耋老人。邱会作的一生，跨越了多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其经历无疑引人深思。让我们拂去历史尘埃的迷雾，对邱会作不同阶段的人生历程进行一次深刻的“回顾”，这不仅为官员们提供了借鉴，也为世人提供了反思的契机。

邱会作

红小鬼升为高级将领

1929年，赣南的革命烽火熊熊燃烧，年仅十五岁的邱会作，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故乡兴国县的工农红军，成为一名英勇的“红小鬼”。尽管彼时他年幼体弱，但思维敏捷，每次接受送信、联络等任务，他总能迎难而上，准时完成任务，因此深受战友们的喜爱。尽管教育不多，邱会作却主动向那些学识渊博的战友和领导靠拢，请求他们教授自己识字和学习文化。短短两三年间，凭借他的聪慧与勤奋，他便能撰写出颇具水准的宣传标语，编排出口碑良好的顺口溜，因此在不到二十岁时，便荣任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充与成长，步入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军设立了专门的后勤机构，当时称作供给部。邱会作，年方二十余岁，便被赋予重任，担任军委总供给部的政治指导员。从此，邱会作的从军生涯便与我国军队的后勤事业紧密相依。即便在解放战争的前后，他曾短暂地离开后勤岗位，转而担任了多项政工领导职务，但最终他仍旧回到了“本职”，荣膺总后勤部部长的重任。

邱会作，才智过人，堪称后勤保障领域的杰出人才。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便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誉他为我国军队中一位杰出的后勤部长。在那段充满艰辛的战争岁月里，缺衣少食成为了部队每日所面临的重重挑战。然而，邱会作总能迎难而上，想方设法筹集粮食，获取棉布。无疑，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事业贡献了诸多令人称道的成就。

邱会作在青年时代，便以严于律己著称于后勤部门。尽管肩负着财务与物资管理的重任，他却始终廉洁自律，比常人更甚地节衣缩食，一心一意地为部队着想。在他担任粮秣处处长的日子里，他将自己多年积攒的盐巴全部捐赠给卫生部，无私奉献，以供公众之需。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红军战士们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面临生死考验。邱会作同志即便在形势严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也从未有过丝毫退缩的念头。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中，他身受重伤，组织上本打算留下他休养，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随部队前行。直至体力不支，他毅然将平日积攒的数枚银元取出，赠与乡亲，恳请他们帮助自己追赶队伍，承诺每背一天便支付一枚银元。当乡亲们背负他三天后终于追上部队时，他的腿部已严重化脓，炎症严重。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育与个人不懈奋斗的双重助力下，邱会作在革命行列中迅速崭露头角。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仅升至军委供给部副部长的职位，更被委以重任，担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并身兼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及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数职。步入解放战争年代，邱会作在部队频繁的编制调整中，历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政治委员等关键岗位。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政委邱会作（前排中央左侧）与众多师长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邱会作与林彪的结识与相知，源于东北战场的烽火连天。在那个年代，他紧随林彪，后者时任东北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一同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各个战场，亲身经历了无数激战、苦战与辉煌的战役。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关键战役中，他所率领的部队多次承担起主攻的重任，攻城掠地，锐不可当，为革命事业谱写了一曲曲辉煌的战歌。

自新中国成立的伊始，党和人民便对邱会作同志在革命征程中展现的杰出贡献铭记于心。自1951年起，他先后担任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及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后晋升至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并再任副总参谋长，同时兼任总后勤部部长之职。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度，邱会作同志荣膺中将军衔。平心而论，邱会作同志由一名“红小鬼”成长为共和国的中将，其辉煌成就与个人的革命业绩密不可分。至于其后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并兼任副总参谋长，这与他与林彪同志的深厚关系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甘为林彪棋子报恩

鉴于邱会作曾是林彪的资深部属，1959年林彪晋升为国防部长之际，便将他擢升为总后勤部党委的第一书记。邱会作对此心怀感激，不止一次在家人面前流露心声，感慨万千。“首长最体贴。”

邱会作对林彪的深厚感激，实是根植于罗瑞卿事件的全过程。自林彪执掌国防部长之职，他以“休养”为名隐退幕后，实则暗中积极扩展势力，密谋篡党夺权的图谋。与此同时，军队的实际运作多由总参谋长罗瑞卿负责，他对林彪的行事风格颇感不满，并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抗争。正因如此，罗瑞卿在林彪心中，化作了难以容忍的“心腹之患”。

自1965年年初起，传闻在总后勤部内部，揭露了邱会作涉嫌腐化堕落的丑闻。罗瑞卿对此表示赞同，主张由总后勤部党委常委会对邱会作进行必要的辅导。然而，邱会作听闻此事后，凭借着与林彪的密切关系，暗地里前往申诉。林彪早已将邱会作视为自己的心腹大臣，于是立刻挺身而出，为邱会作担保，使其得以安然无恙。自那以后，邱会作对林彪的感激之情日益加深；而与此同时，他对罗瑞卿的仇恨也在心底悄悄滋生。

1965年下半年，林彪对罗瑞卿发起了打压。邱会作与叶群暗中策划，于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罗瑞卿进行了不公正的围攻。这不仅是对林彪的忠诚表现，也是邱会作个人复仇的良机。他精心筹备多日，在会议上四次发言，对罗瑞卿进行了极尽恶意的诋毁，指控其意图在军队中打造“罗氏王朝”。邱会作与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紧密勾结，轮番发起攻击，实际上已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急先锋。

罗瑞卿

林彪及其同伙公然对罗瑞卿进行打压，其篡权企图显而易见，激起了军队高层人士的深切关注与强烈愤慨，进而引发了一场与林彪集团的激烈抗争。邱会作因自身品行不端，又身为迫害罗瑞卿的核心人物，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矢之的。1967年1月下旬，总后勤部的众多干部对邱会作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事态进一步升级，演变成包括罚跪、模拟“喷气式飞机”等残酷的体罚，邱会作在此过程中被打断了一根肋骨，肩胛骨周围的两片肌肉亦断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邱会作无力招架，只得急忙写信，通过他人转交给叶群。“急切恳求林总伸出援手！无论未来如何变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必定会继续坚定地追随林副主席的脚步。”

“25日凌晨零点四十分钟，是我重获新生的时刻……林总毅然决然，派遣夫人亲自前来营救孤身一人……每念及此，心中激动不已，情感如同爆炸的炸弹般猛烈涌动……”

邱会作，为了回报林彪赋予他的“重生”，一经站稳脚跟，便迅速遵从主子的意志，将总后原政委、副部长等一众领导干部列为整顿斗争的焦点，对他们进行无端的迫害。林彪夫妇对这位“忠臣”的举动也甚感满意，不仅在各个场合为他加油鼓劲，更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3月17日，叶群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对邱会作大加赞赏。“自解放以来，他无疑是四位后勤部长中最为杰出的一位。”在赢得上级的赞誉之后，邱会作的工作愈发勤奋。他精心策划并组建了调查小组，搜集了总后勤部五位主要领导以及其他各部门若干领导的资料。他竭尽所能地对干部进行批斗，压制群众，并且定期向叶群汇报工作进度。

李作鹏、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均在场。

在不到一年的光景里，邱会作的官场生涯可谓是顺风顺水。在林彪的操纵下，他不仅荣获“三军造反派”的“领袖”称号，更被委以重任，身兼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及军委办事组成员等职。

他与吴法宪、李作鹏合谋，挑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军队派系纷争，导致军队士气低落，氛围日益恶化；他们变本加厉，将势力伸向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彭德怀等众多将领，对他们进行无端的诬陷和残酷的迫害。在那个时期，邱会作将林彪视为自己生命中的“大救星”，仕途上的“大福星”。

在“遇难周年”之际，他特地致信叶群，重申对林彪的“海枯石烂不变心”，并精心挑选了象牙底座的台屏作为表达效忠的礼物。林彪对邱会作的“忠心”表示由衷的满意，在他的再次运作下，邱会作于1969年4月顺利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如今，林彪的勃勃野心已昭然若揭，党内斗争错综复杂，局势愈发紧张，宛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尽管邱会作曾为林彪提供助力，但他那急躁的性格仍让林彪夫妇心中不安。于是，在1970年初，叶群为了安抚邱会作，亲自提笔挥洒墨水，题写了《咏菊》一诗相赠，借“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的意境，劝其坚守信念，切勿动摇。邱会作随即将此诗镌刻于菊花砚台之上，回赠叶群，誓言绝不妥协。

事实昭示，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敲打”并非无端。仅以邱会作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便可见其一斑。

“林副主席曾提及‘毛主席乃天才……’然而，有人却将天才与创造性发展作为讽刺之词，这不啻是将锋芒直指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尽管林彪及其追随者竭尽全力，他们的企图最终还是未能得逞。

8月25日，毛泽东在得知林彪等人在会议中的举动后，即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果断地制止了关于“称天才”的议题讨论，并指派周恩来等人接连与吴、李、邱进行谈话。邱会作当时内心感到不安，屡次请求从会议记录中删去自己的发言。在此之际，叶群迅速挺身而出，为他壮胆鼓劲。无需因失误而感到惊慌，林彪与黄永胜都在此处呢！……大锅之中自有佳肴，小锅之问题亦不难解决。”在叶群的慰藉下，邱会作心绪稍安，与会交谈中未曾提及林彪，仅坦诚自己的失误。这次直接的考验，让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信任有所削减，以致于在随后的篡权夺权行动中，邱会作并未被委以更核心的职责；而自那时起，邱会作对林彪的忠诚表现亦愈发谨慎。这一点，成为他在日后面对人民审判时，相较于“四大金刚”其他成员所受刑罚较轻的一个关键因素。

十年后，情绪从悲观变为轻松。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国内外。邱会作深知自己身处险境，精神状态陷入迷茫，夜不能成眠，饮食无味。他的妻子胡敏，对此事一无所知，多次询问究竟发生了何事，邱会作只能摇头长叹。不出意料，9月24日的清晨，邱会作离家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从此便杳无音讯。当天上午8点30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庄严宣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暂时离职反省，自行检查问题。之后，邱会作被带到顺义县的北京卫戍区第三师师部，在那儿度过了长达5年零3个月的漫长时间。

九一三事件

“黄、吴、李、邱等人理应享有丰盛的饮食，他们既有资格，也有财力做到这一点。”或许毛泽东之所以如此表示，是因为他对这些人为了革命事业献出生命、浴血奋战的深切记忆，以及对他们在建立新中国过程中的卓越贡献的认可。自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饮食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鱼肉等美味佳肴不断上桌。

在隔离审查的漫长岁月中，中央专案组屡次对邱会作进行提审，并责令他交代问题。昔日他身为审问者，今朝却变成了被审问的对象。最初数月，邱会作心中充满了恐慌与悲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自我反省中逐渐释怀，对所犯的反革命罪行毫无保留地供认，并在审问过程中主动提供配合。

一旦洞悉自身的过错，内心便趋于平静，随之而来的便是思想与精神层面的解脱。邱会作便是如此，他摆脱了那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挣脱了林彪夫妇的掣肘，彻底交代了所有罪责。他的精神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平日里除了在指定区域进行轻松的锻炼，还会与看守人员闲聊，作息也变得规律有序。

邱会作特别法庭

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至北京的秦城监狱。在那段日子里，他度过了长达五年的岁月。尽管秦城监狱的饮食供应保持了一定的标准，且冬季室内设有供暖设施，每半个月他还有机会洗浴，并享有抽水马桶的便利，但生活条件并未达到真正囚犯的艰辛程度。因此，当邱会作后来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初次抵达西安时，他不无感慨地表示：“这里没有暖气，洗澡和看病都不方便，还是请让我回到北京的监狱吧！”

经过长达十年的监禁，邱会作等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终于迎来了公正的审判。1980年12月10日，在特别法庭的第二次审判中，对其罪行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揭示和罗列：在林彪的指使下，邱会作对总后勤部的李聚奎、饶正锡、汤平等领导干部无中生有地安上了“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一系列罪名，对他们进行了诬陷和残酷的迫害，汤平因此遭受迫害不幸去世。面对自己的罪行，邱会作低下了头，承认错误，并表示愿意接受惩罚和改造。最终，法庭作出了判决：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自1971年9月被捕之日起计算。对于这一判决，邱会作感到满意，因为他成为了“四大金刚”中刑期最轻的一员，其余三人则被判处了17年的有期徒刑。

晚年的平静生活

1981年8月，考虑到邱会作等同志年岁已高，且他们曾为革命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党中央特别作出安排，准许他们“保外就医”。

胡敏，邱会作之妻，她的故里坐落在陕西西安。在过去十年的岁月里，她饱受审查与改造的磨难。直到邱会作获得保外就医的许可，这对年迈的夫妇才得以重逢。1981年9月，邱会作正式迁往胡敏的家乡，开启了崭新的生活篇章。晚年之际，邱会作随妻子定居，这一幕令诸多媒体戏谑地称他为“陕西的倒插门女婿”。

初抵古城西安，这对年迈的夫妇选择了一处民居安顿下来，所居住的空间虽不宽敞，每月的生活费也仅有百元，与一般市民的生活水平相仿。然而，到了1983年，他们的月生活费增至200元，粮食的供应量也提高到30斤，食用油则增加至半斤。更重要的是，若不幸患病，他们得以在省人民医院享受到治疗服务。

胡敏对老伴晚年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赢得了众人的赞誉。自抵达西安不久，她便重新拿起医术，创办了一家小型诊所。此举既有助于补贴家计，同时也方便了丈夫——身患心脏病和肺气肿——就近就医。在西安，邱会作曾多次入院治疗，每当这时，胡敏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每当这对步履维艰、满头白发的老夫妻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中相互搀扶着走过，人们的内心对邱会作的怨恨逐渐消散，转而化作对人生无常的感慨。

尽管身为一名平民百姓，邱会作依旧对国内外大事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无法定期订阅报纸，便选择了借阅的方式来获取信息。他迅速地借取、阅读、归还，频繁地向邻里借阅报纸。邻居们也都乐于助人，慷慨地将报纸借予他。邱会作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尤为关注，并在公共场合多次分享自己的观点，畅谈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独到见解。此外，他还投入大量时间练习毛笔书法和撰写个人回忆录。正如他所说，练字不仅有助于修身养性，还能丰富生活；而撰写自传则使他得以回顾过往，对历史和后世作出交代。

迈入90年代之初，邱会作夫妇的生活品质迎来了质的飞跃。组织上特意安排他们搬迁至西安市南郊的一所干休所，以安度晚年。新居的面积约为170平方米，与往昔相较，简直是天壤之别。邱会作每月的生活津贴也相应增加至1500元，组织上还特地为他配备了一辆轿车。面对这些优待，邱会作及其家人倍感欣慰，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当地政府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晚年生活既富足又充实，使得邱会作身心康泰，精神矍铄。与他相识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位年逾八旬的长者举止从容，仪态万千，步履矫健，谈吐清晰，言辞精炼，丝毫不见老态龙钟之态。

2001年岁末，邱会作先生身染多种老年疾病，因此被接回北京休养。组织上特地为他安排入住协和医院的高级干部病房，以便接受周密的观察与精心治疗。直至次年7月18日，他在医院中平静地走完生命的旅程，享年八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