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总理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埋没了他在抗美援朝时的巨大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通常被称作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战争期间，众多志愿军战士远渡重洋，在异国土地上抛洒热血，用生命与信念铸就了一段段英雄传奇。

长久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说法，认为抗美援朝是由毛泽东主席决策、彭德怀元帅挂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抗击美军侵略的战役。而周恩来总理当时仅负责后方经济事务，完全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相关工作。

有这种看法其实对周总理极不公正，要知道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美援朝是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在最终确定出兵朝鲜前，中央曾多次组织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出兵朝鲜的各项具体安排展开详细讨论。

1950年10月18日，毛主席再次召集并主持会议。此时，刚从苏联返回国内的周总理带来一个重要情况——苏联方面无法提供空中掩护。

当时朝鲜人民军已遭受重大损失，敌军一路推进到鸭绿江边，形势非常危急。毛主席原本打算争取苏联提供空中掩护，以此减少志愿军作战伤亡。但苏联方面明确拒绝后，只能重新调整战略安排。

10月19日，志愿军借助夜色掩护渡过鸭绿江，正式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征程。

战争打响后，志愿军连续发起五次战役，狠狠打击了敌军。原本在鸭绿江边的战线，一步步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之后双方进入了拉锯战状态。

不过，美国牵头的"联合国军"当时配备的都是最先进的武器，而志愿军这边因为推进速度实在太快，根本没足够时间在战场上进行休整。

这样一来，志愿军战士不仅会越来越累，连战斗的劲头都没法完全提起来。

随着战事持续推进，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逐渐暴露出问题。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必然会对整体战局造成严重隐患。

尽管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没有直接参与前线战斗，但他们对战局整体情况有着清晰的判断。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1951年2月，两人经过多次讨论后，重新调整了战略安排，最终决定采用“轮番作战方针”。

这个方针的核心做法是，借助战争中的间歇期，把前线的作战部队分批次调回国内休整，同时从国内挑选精锐力量派往朝鲜战场。

为落实这一战略安排，周总理亲自牵头起草了中央军委致志愿军及各大军区的电报，拟定了更为具体的轮番作战计划，经毛主席审批同意后正式下发执行。

1952年1月，在前线执行任务的志愿军战士注意到一个反常现象：按常理此时正值寒冬，但战场上却出现了大量苍鹰、跳蚤等昆虫，且这些虫子的活动区域集中在志愿军前线各部队驻地周围。

前线部队发现这种异常情况后，很快就上报给了志司，紧接着志司又把相关情况转报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经过分析认为，美军极有可能在战场上动用了细菌武器，准备对志愿军发动细菌战。基于这一判断，周总理迅速作出六项重要指示。

通过落实这六项指示，美国策划的细菌战阴谋被彻底揭穿。他们不仅没实现军事上的企图，在政治和道义领域也遭遇了双重挫败。而这一系列结果的出现，主要归功于周总理。

在朝鲜战场的战略部署方面，周总理更多是辅助毛主席开展工作；而在后勤保障的协调事务中，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争的胜负，本质上拼的是经济实力。当年志愿军入朝作战属于跨国境的军事行动，由于朝鲜当地难以提供物资支持，部队所需的一切后勤补给都要依靠国内供应。

朝鲜战争打响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国家经济才刚有恢复的势头。而当时朝鲜的实际情况，让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面临着极大困难。

打仗讲究后勤先行，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中央就把东北地区确定为抗美援朝的后勤补给基地。不过单靠东北一个地区支撑前线需求，确实有些力不从心。针对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明确表态：“东北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做东北最坚实的后盾。”

周总理当时作出的指示，让东北地区支援前线的决心更加坚定，同时也在群众里产生了积极的动员效果。

1951年5月，彭德华和志司其他同志共同研究后，做出强化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策。紧接着，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在东北正式设立，专门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事务。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所需的干部、部队、车辆、司机、物资等各类资源调配事宜，始终由周恩来总理直接负责。

国内建设逐步推进完善后，人民空军慢慢具备了实际作战能力。周恩来总理立刻作出安排，把刚完成改装的空军力量和高射炮部队调往朝鲜战场，主要任务是守护志愿军后方的交通补给线路。与此同时，国家还拿出资金从苏联采购了一批武器装备，数量足够装备好几个师，这些装备也全部转交到前线志愿军手中供其使用。

国内工作安排上，周恩来总理作出指示，要求调配全国各类物资，全力支持前线需求。

国家还进一步动员全国各行业积极开展增产节约，同时组织捐款用于购置飞机大炮。

在志愿军的作战前线，根据实际情况搭建了由铁路和公路运输共同组成的补给线路。这条线路从后方的物资储备基地一直延伸到前线各个部队，形成了前后连通、纵横交织的交通网络。

这些做法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线战场上，志愿军的物资补给有了可靠保障后，战士们作战愈发英勇顽强，最终把美军逼回了谈判桌前。

在停战谈判期间，周总理实际上承担着主持工作的职责。

面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持续抵抗，美军把除核武器外几乎所有现代化装备都投入战场，可即便如此，始终没能突破三八线防线。此时美国在朝鲜战场已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一贯注重利益权衡的美方认为这样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于是开始与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进行停战谈判。

中央领导层对和谈持支持态度。为推动谈判顺利开展，中朝双方经协商后明确了三条工作战线：第一条由中朝谈判代表团队负责，第二条是前线指挥部，第三条则直接由毛主席、周总理与金日成共同参与。

谈判启动后，和谈的整体策略通常由第三线班子制定，并会在合适的时机对谈判进程给予指导。而具体到指示的传达执行，中方这边主要由周总理负责落实。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一直兼任外交部部长职务。他参与过许多重大国际活动，积累了非常扎实的外交经验。从性质上来说，当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其实也是一场外交层面的较量。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启动，到1953年美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这两年多时间里，周恩来总理亲自起草或主持起草的相关文件数量达到300余份。

1951年7月，朝鲜停战首次谈判正式展开。此时战场形势对美方更有利，他们便在谈判中向中朝代表团施压，提出将停火线划到三八线以北的无理要求。事情发生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向参与谈判的李克农作出明确指示：此次停战谈判的底线必须坚守三八线，绝对不能退让。

但美方代表没有采纳中朝代表的建议，而是以自身具备海空优势为由，坚持要将军事实控线划定在三八线以北20到60公里的区域。

针对美方抛出的“海空优势补偿论”，周恩来总理再次向谈判前线发出电报。他在电文中明确指出，美方代表的言论既狂妄又荒诞，这根本不是在进行停战谈判，更像是战场上的挑衅叫嚣。

周总理在处理事务时同样具备灵活应变的能力。考虑到美方不希望停战协议中明确提及三八线，他提出以三八线为基准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临津江以东区域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区域划在三八线以南，通过这样的调整，南北双方控制的面积能够大致保持均衡。

最后，围绕军事分界线的争议，美方采纳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方案，这成为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在关键议题上达成的首个协议。

整个过程虽然波折不断，但这是中朝代表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这一胜利的达成，与周总理及时提出的可行谈判策略、灵活运用的谈判技巧密不可分。

1953年1月，美国总统选举即将举行。此时，周恩来总理把握时机，对外明确传达了中国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态度。他表示，中朝双方已做好准备，将按照此前达成的朝鲜停战协议草案内容，立即实现停战。

关于战俘问题，周恩来总理当时提出，应先将战俘移交中方，以此确保遣返事宜能公正解决，这一主张也获得了朝鲜高层的支持。

在整个停战谈判期间，周恩来总理对中朝代表团的指导方针明确：既要坚守根本原则，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具体来说，必须坚持的底线绝不让步，能够协商的部分则合理调整。

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对"坚守底线"与"适度妥协"的精准拿捏，既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更展现出周恩来总理卓越的领导能力与谈判智慧。这种处理方式最终推动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让朝鲜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对新中国而言，这是军事与外交领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总理通过指挥停战谈判并最终达成胜利，这是他为这场战争作出的重要外交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