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密：汪伪政权是怎么走向覆灭的？

这批由落魄政客构成的虚假政权，缺乏一致的政治理想与理念，更遑论治理国家的权力与能力。他们唯一的共识，便是向侵略者卑躬屈膝。自其问世之日，便已注定走向覆灭的命运。

1945年8月16日，南京颐和路上的“新主席官邸”内，尽管户外骄阳似火，然而会议室却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昔日傲慢无边的汪伪高官们，此刻无不面露凄凉，毫无生机，仿佛已预感到了末日将至的钟声。路旁的梧桐树上传来蝉鸣，虽聒噪却带着几分凄凉，在这个夏末时节，它们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汪精卫口才佳，演讲常激情。

追溯至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在昆明急匆匆地逃离，目的地为越南河内。彼时，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纵然名衔显赫，实则空拥高位，无权调动一兵一卒，权力丝毫未沾。汪，此人极欲追逐权力，并自负于自己的才学。昔日，一位曾在上海滩上闯荡的军阀立于其前，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挡了汪迈向权力巅峰的最后一步。汪的内心从未有过丝毫的屈服。今时今日，机遇降临，汪毅然选择投靠日本人，以期实现他那权力至上的幻想。

汪精卫的逃离并非偶然事件，事实上，在他逃亡的前一个多月，他早已签署了卖身契。11月12日，汪精卫派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作为代表，与日方的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邻近的重光堂展开了谈判。经过一番交涉，双方最终达成了“重光堂协议”。

（一）签署华日防共协议，认可日军进驻我国领土，并将内蒙古划定为专门的“防共”区域。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我国确认日本国民在中国境内享有居住与营业的合法权益。同时，日本亦同意废除其在华治外法权，并审慎考虑将日本的在华租界交还。

（四）在深化华日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我国在开发与利用华北地区资源方面，给予日本特殊的便利支持。

（五）对于因事变导致在华日本侨民遭受的损失，日本方面将予以补偿，同时不提出关于战争赔偿的要求。

（六）本协定所未涵盖的日本驻军，在日华两国和平恢复之际，应即刻启动撤军进程。①

日本梅机关长 影佐祯昭

汪精卫逃离河内后的第四日，即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布声明，提出了处理中日关系的三大原则，即所谓的“亲善友好、共同抵御共产主义以及经济协作”。他同时宣称愿与“具有远见卓识、对中国深感忧虑”的各界人士携手合作，共同迈向构建东亚新秩序的道路。此外，他还摆出了尊重中国主权、废除治外法权、返还租界等姿态，实质上是对重光堂会谈所取得“成果”的公开确认，进一步诱导汪精卫下水。

12月28日，汪精卫于河内公开发表《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敦促国民政府认真审视近卫声明，并考虑与日本展开和谈。翌日，汪精卫发布了备受争议的“艳电”，对近卫的三项原则大加赞誉，并指示国民政府“以此为准则，与日本政府互表诚意，以期实现和平”。

艳电的发布，正式宣告了汪精卫与国民政府的决裂，他毅然投身日本的怀抱。

《大阪每日新闻》报道汪精卫艳电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及其一班亲信，搭乘日本货轮“北光丸号”，从河内启程，抵达上海。26日，在上海，汪精卫召集了一批汉奸，共同商讨并制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该办法中提出，应首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修订，重新制定政治纲领和政策。同时，授权汪精卫负责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并承担改组国民政府及“还都南京”的重任。31日，汪精卫飞赴东京，期间分别拜访了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财政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以及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等人。至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正式拟定了《新中央政府建立方针》，决定全力支持汪精卫组建新的“中央政府”。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正式达成协议。《日华关系调整纲要》本条约规定，汪伪政权承认伪满洲国的存在，并约定日、“满”、华三国相互支持，共同抵御共产主义势力；同时，日本在蒙古、华北、长江下游及华南特定岛屿享有政治、经济及地下资源开发的权利，并将这些地区视为“日华紧密结合区域”。日本可在这些区域驻军，并掌控铁路、航空、水路、港口及通讯设施。汪伪政权各级机构聘请日本顾问，在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领域全面禁止反日活动。随着中国“治安”的恢复，日军开始从约定区域之外的地区撤军。③

这实则比光堂协议的承诺更为深入，日本所承诺的两年内撤军不过是徒具形式的诺言，其实现遥遥无期。汪精卫沦为日本治华工具。

汪精卫、东条英机（左三）

汪精卫完全背叛国家后，日本开始着手协助其构建所谓的“中央政府”。日本对华侵略是循序渐进的，随着其占领区域的持续扩张，陆续出现了多个相互独立的伪政权。其中，王克敏在北平建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梁鸿志在南京设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规模最大的两个傀儡政权，此外还有其他若干汉奸政权。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已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广阔的中国领土，其“三月亡华”的野心已彻底破灭。日本意识到战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长期化，同时亦深受沦陷区游击队和民众武装反抗的困扰，于是试图将这众多大小不一的汉奸政权统一归一，在关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傀儡政权。此举一方面有利于统一号令、集中指挥，另一方面也旨在分化中国的抗战阵营，孤立蒋介石，对中国上层人士实施政治诱降。

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早年曾紧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反抗清朝的革命运动，在党内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他已然签署了卖国契约，相较王克敏、梁鸿志等辈分较低的汉奸，对日本人的利用价值自是不言而喻，对国民党内部的号召力亦不容小觑。在日方的牵线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人，汉奸三巨头聚首计划成立一个统辖全国（沦陷区）的全新“中央政府”。

1939年9月19日，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聚首，共同出席了三方参与的首次会议，旨在商讨组建伪中央政府的各项事宜。然而，由于各方在权力分配上的激烈争夺，会议在诸多具体问题上未能达成实质性的进展。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在日本势力的撮合之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位人物在青岛举行会谈，各路丑类纷纷登台，营造出一种“和平救国”的假象。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三方最终决定由汪精卫牵头，组建“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伪临时政府更名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接受伪国民政府的领导；伪维新政府则被取消，其职能并入伪国民政府。在人事安排上，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并兼代主席，立法院长由陈公博担任，司法院长为温宗尧，监察院长是梁鸿志，考试院长为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王克敏，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由周佛海出任，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为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则是齐燮元。其他伪军政人员继续履行职责，大小汉奸各得其所。

1940年，在青岛举行的重要会议上，从左至右依次就座的是王克敏、汪精卫与梁鸿志。

伪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按照国民政府的架构重建，部委设置和重庆国民政府基本相同，并且沿用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国歌作为国旗、国徽和国歌。 然而，鉴于日本陆军在战场上难以辨识重庆政府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他们提出要求汪伪政权在其“国旗”之上附上一块带有三角形的布片，其上需绣有“和平反共建国”的字样。汪精卫只能屈从于现实。连自设的伪国旗都无法自主决定，更遑论拥有主权。

1940年3月30日，南京沦为伪国民政府的临时驻地，在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中，一场荒诞不经的“还都”盛典如期上演。民众被迫参与其中，被迫走上街头，进行所谓的“庆祝”活动。南京城内，百姓们面露惊惶，而那些依附于伪政权的汉奸们却洋洋得意，欢声笑语。此时，一曲曲阴阳怪气的进行曲在城中回荡，营造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诡异氛围。

汪精卫就职典礼举行

自汪伪政权成立之日起，便卑躬屈膝，竭力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起初，他们大肆进行奴化宣传，在沦陷区向民众灌输“中日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1943年，汪伪政权随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后，更提出“弘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使命”的口号。继此之后，他们积极招募士兵，建立伪军，充当日本的炮灰。为了应对敌后的人民武装力量，汪伪政府在1941年5月设立了清乡委员会，并于7月正式在沦陷区展开清乡运动，企图协助日军消灭敌后的抗日武装。

汉奸们自以为抱持着“高官厚禄”的幻想。然而，实质上，这个由失意政客拼凑而成的伪政权，既缺乏共同的政治愿景与理念，亦无掌握治理国家之权力与才能。唯一的共性，便是向侵略者乞求食物。自其诞生之初，便注定要走向灭亡的命运。

原国民政府考试院明志楼前，汪伪政府成员合影留念。

在汪伪政权成立尚不足两月之际，即1940年1月，曾积极投身于汪精卫倡导的“和平建国”运动的高宗武与陶希圣，毅然从上海逃至香港。他们逃离时，携带着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所进行的秘密会谈文件。高陶二人将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文件公之于众，舆论顿时哗然，那些曾对汪精卫所谓“曲线救国”论调抱有疑惑的人们，亦由此彻底认清了汪精卫认贼作父、虚有其表的真面目。

迈入1943年，汪精卫的心腹周佛海悄然被军统暗中策反。自此，周佛海以虚假的职务为掩护，协助国民党军统开展秘密行动。在周佛海的私人住所内，军统秘密设立了无线电台，并挑选合适人选，由周佛海亲自推荐，担任伪政府中的职务。

周佛海

随着战争局势对盟军日渐有利，汪精卫的末日亦悄然临近。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美军战机频繁侵袭其本土。名古屋这座日本城市也常遭受美机轰炸的“特别关照”。在名古屋养病的汪精卫，因而频繁被迁往防空洞，饱受惊吓之苦。11月10日，汪精卫在名古屋去世，标志着他罪恶生涯的终结。

汪精卫离世之后，那些汉奸之徒仍旧企图苟且偷生，维系着这具傀儡政权的残骸。日本人遂任命陈公博接替汪精卫，担任伪国民政府的主席一职。然而，无论谁接替其位，正义的潮流已无法逆转。

1945年，随着太平洋战事的节节败退，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围困日益收紧。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力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然而，这一呼吁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断然拒绝。紧接着，8月6日和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到了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次日，百万苏军涌入中国东北，一举击溃了日本关东军。

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8月10日，日本天皇召集御前会议，最终决议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14日，日本派驻汪伪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谷正之与陈公博会面，通报了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这一消息一出，伪政府顿时失去了其背后的支持。此刻的伪政权已如日薄西山，主要由伪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以及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共同执掌。陈氏镇守南京，而周氏则长驻上海。周佛海实则早在当月十二日便从日方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随即向蒋介石发电，表明他将集结税警团、保安队、警察等共计一万余人，以保障上海治安，并将一座完整的上海奉献予中央……

此后，蒋介石委派周担任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指挥一职，肩负起维护京沪地区治安的重任。

在得知日本政府即将投降的消息后，陈公博屡次向周佛海发送电报，恳请其赴南京会面。然而，周佛海当时正忙于军事部署，未能及时回应。面对焦急如焚的陈公博，周佛海一时无暇他顾。陈公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束手无策之下，竟直接向重庆发电报，请求蒋介石赋予他“维持地方秩序”的职责。鉴于周佛海已协助蒋介石接收事务，蒋介石不愿承担庇护汉奸的罪名，因此对陈公博这位首要汉奸的请求置若罔闻。

此后，陈公博多次向周佛海发出电报，恳请其前来南京，却屡遭婉拒。陈最终派遣自己的秘书长赵叔雍前往上海，邀请周佛海莅临。鉴于周佛海在京沪地区的军事部署已经稳固，只待蒋介石的到来予以接管，他遂决意前往南京，出席伪政府的政治会议。

至8月16日，文章伊始所述场景应运而生。伪政府头目们齐聚南京颐和路之“新主席官邸”，举行了一场伪政府的最后一次政治会议。会议伊始，陈公博率先发言，阐述了当前的局势，并将其过往所倡导的“党派不应分裂，国家务必统一”的学说再次提出。仿佛是出于国家统一的考量，现决议解散南京的伪国民政府。“解散机构固然简单，然而南京方面涉及的人员众多，关于善后事宜，我们应当进行深入讨论。”他试图为自己寻找退路，却又担心蒋介石不会接纳他。周佛海则认为，既然伪政府已经解散，便无需再谈，于是他愤然拂袖而去，头也不回。

历经五年有余的汪伪政权，未能挣扎便已迅速消散。

随着汪伪政权的覆灭，众多汉奸如鸟兽散，各显其态。首恶陈公博深知自己非蒋介石亲信，终将难免一死，遂在日方的协助下逃往日本。然而，不久后即被国民政府引渡回国，接受审判。最终，他在1946年6月3日于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死刑。伪立法院长梁鸿志带着家人逃至苏州，但终究难逃法网，于1946年4月3日被押送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并于同年11月9日被判处极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于1945年10月5日在北平被俘，当年12月25日在北京北城炮局监狱因畏罪自杀。其他汉奸如王揖唐、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等，在战后亦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处以死刑。

在1946年的江苏高等法院，陈公博面对审讯的场景令人难忘。

伪政权殉葬者仅陈群。陈因早年与蒋介石结下梁子，深知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在伪政府解散的那一天，他选择回家举枪自尽，却不幸被警卫夺下枪支，侥幸未死。然而，陈群已下决心寻死，于8月18日，饮下日本人提供的氰化钾，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周佛海原本自恃协助蒋介石接收上海，深信自己能够侥幸脱身，却终究未能避开正义的制裁。鉴于民众普遍要求严惩汉奸的强烈意愿，蒋介石被迫下令将周佛海拘捕。随后，南京高等法院以死刑判处周佛海。鉴于周佛海在抗战期间对国民政府多少有所“贡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对其进行特赦，改判为无期徒刑。然而，周佛海于1948年2月28日，因疾病在老虎桥监狱中离世。

汪精卫墓被炸

1946年，国民政府迁都前夕，蒋介石下达命令，摧毁了位于南京梅花山顶的汪精卫之墓。

何应钦指挥74军51师工兵部队，动用了50公斤的TNT烈性炸药，炸开了汪精卫的墓穴，并将他的遗体运送至清凉山火葬场进行火化。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汪精卫的坟墓如同他那虚幻的春秋大梦一般，被彻底摧毁。大小汉奸们均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处，正如那句俗语所言，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出人间丑剧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