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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孙中山为什么让位袁世凯

发布日期:2025-07-10 12:18:06|点击次数:159

作者:廖利明

01

袁世凯窃位

1912年3月10日午后3时,袁世凯于北京外务部迎宾馆内,面朝南而立,庄严宣誓“恪守宪法”,正式接替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职。

自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不过短短45日。这无疑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掌国政时间最短的开国元勋。1912年1月1日,他庄严宣誓,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然而,至2月14日,他已向参议院递交了辞呈。

让我们关注历史的时间脉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紧接着,在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清帝退位的诏书上盖下了自己的印鉴;次日,即2月13日,逊帝溥仪颁布了退位的正式诏书;而到了2月14日,孙中山先生则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

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其背后原由,乃是为了践行其庄严的承诺。

1912年1月1日,南京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诞生地,然而,北方的清朝势力尚未被彻底剿灭。当时,东三省、河南、河北以及山东等地仍处于未解放状态,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军队,尽管表面上仍隶属于北方的清政府。这一阶段,南北两股政治力量正处于对峙状态。一是发动北伐,彻底铲除北方的反动力量;二是通过南北双方的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整体统一。当时,革命党人中的大多数均一致抵制北伐,转而支持议和之路。

孙中山三度表态:一旦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刻表达了对共和政体的坚定支持,随即提出辞呈,并力荐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

至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运用威逼与利诱之策,迫使隆裕太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上加盖玉玺,从而宣告帝制的终结。随即,孙中山恪守承诺,毅然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向世人推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02

孙中山让位,实属无奈之举。

卸任临时大总统的经过,众多历史文献均有详细记载:孙中山,始终引领革命的风潮,却无法忍睹国家在战火中屡受摧残,遂决意退位。然而,袁世凯趁机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孙中山面对这一抉择,是否心甘情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孙中山的退位,实属无奈之举。继而,宋庆龄向孙中山探询,为何在南京卸任总统职务,孙中山回应道,因我缺乏革命之军队,亦无坚定的革命干部。孙中山更坦言,他深感懊悔,未能将那些他认为最为爱国、最为可信赖的中国海员团体集结起来。

孙中山的答案涉及两点:军队和人心。除此之外,另有一疑问。财政困难。

首先,让我们聚焦于政权稳固的根本要素——枪械,亦即军队的力量。

显而易见,孙中山相较于袁世凯,更像是一位孤胆英雄。他身边聚集的,仅仅是群情激昂的革命同仁,并未拥有属于自己的军队。而袁世凯则不然,他早在清末便着手训练新军,早已构建起一支对他忠心耿耿的强大武装力量,并培育了一众日后声名显赫的北洋系将领。

接下来,我们不妨探讨一下革命党人的财政困境。正如我们先前所提及,孙中山归国时,双手空空,他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状况堪忧,入不敷出。

孙中山邀请张謇于临时政府成立前。清状元实业家为确保临时政府的正常运作,每年至少需筹集1.2亿元。然而,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仅达4000万,尚存在8000万的巨大资金缺口。这4000万收入,尚处于计划阶段,其中3000万来源于关税,1000万则来自盐税。

经济拮据之际,孙中山无奈只得发行军用钞票共计100万,然而由于政府信用不足,此举旋即以失败告终。继此之后,他试图发行中央公债1亿元,但最终仅售出500万元。当安徽都督派遣专使赴南京求援时,孙中山挥毫泼墨,签署了20万元的拨款批条。然而,当专使手持孙中山的批条前往财政部领取款项时,却被告知国库中仅有10块大洋。

在困境中,孙中山不得不向日本寻求借款。他最初考虑的是出售汉冶萍公司的股权。汉冶萍公司乃当时中国一家集综合铁矿、煤矿与炼钢于一体的巨型企业,早已引起日本的觊觎。

孙中山的提议遭遇了各界的抵制,其中张謇的反对尤为强烈。他主张,尽管其他项目可以与外国人共同投资,但铁厂和铁矿则绝不应例外。张謇未能劝阻孙中山,遂辞职。然而,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孙中山选择了放弃与日本的合作。

1912年2月3日,身处困境的孙中山再度与日本政界及财界的重要联络人森恪会面。森恪提议,为抵御俄国的南侵,临时政府可考虑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进行保卫,并以此作为交换,获得日本提供的1500万元资金支持。面对这番看似荒谬的请求,孙中山竟出乎意料地予以接受。然而,日本政府却出尔反尔,并未向孙中山提供这笔借款。

孙中山之所以敢于采取那般惊世之举,乃是因为当时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已濒临崩溃边缘。

不可忽视的第三个议题,即“人心”。在心理层面上,这涉及到的是民众的情感与态度。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驱,理应得到众人的衷心拥护,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在急切渴望获得列强的认可之际,这一心态成为众多革命党人的共识,主要源于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担忧。因此,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庄严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正式诞生。紧接着的第四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布宣言,呼吁各国尽快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此后,他分别在1月11日、17日和19日连续三次向帝国主义列强发出承认的要求。

经过一个月的等待,各国依旧无动于衷。直至2月10日,美国驻华领事馆的参赞才作出回应:美国坚决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随后,俄国与日本也相继宣布不予承认。尽管英国与法国尚未明确表态,但从孙中山在寻求借款时的遭遇中,不难窥见他们内心的倾向。

然而,《纽约时报》的社论却透露了西方列强的观点:唯有袁世凯,方能将和平与秩序引入中国。

彼时,各国驻京使馆纷纷制造舆论,极尽吹捧之能事,将袁世凯誉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领袖”,“无人能出其右的杰出人才”,“唯有袁世凯能够拯救中国,避免陷入混乱的深渊”。而与此同时,对孙中山的抨击则毫不留情,指责他不过是一名擅长言辞的政客,“言过其实,空谈误国”,“他只能发动零星的反抗”,“寄望于对国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争取外国列强的迅速承认,无疑是徒劳无功的”,诸如此类。

遭遇外部势力的反对,加之内部纷争不断,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正逐渐陷入分裂的漩涡。起初,同盟会的核心成员以及各省都督之所以选择推举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关键因素在于对现实的深思熟虑:借助孙中山的崇高声望赢得列强的认可,并争取到财政上的支持。然而,随着这些目标的未能达成,便有人开始对孙中山施加压力,迫使他退位。

03

袁世凯拒绝赴南京任职。

在内外交困之际,孙中山毅然决然地宣布辞去职务,将权力让渡。然而,在2月13日致参议院的辞职信中,孙中山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中之一便是袁世凯必须亲赴南京履行就任仪式。

孙中山的意图,旨在将袁世凯从其北京老巢调离,以便于南方革命党人对其实施监督与制约。然而,袁世凯自然不愿就此屈服,反而提出将都城定于北京的诉求。在2月14日的参议院讨论中,革命党人出人意料地违背了孙中山的立场,转而站在了袁世凯的一方。投票结果显示,20票支持袁世凯,而孙中山仅获得8票的支持。

孙中山情绪激昂,遂提议进行复议,并坚决主张临时政府应设在南京。当参议院于2月15日举行复议时,各方意见争锋相对,争论异常激烈。

关键时刻,黄兴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派遣使者传令,明确要求参议院务必于当日中午2点前重新审议并更正,否则将派遣军队前来。在此压力之下,参议院不得不对孙中山的建议进行采纳,并随即举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袁世凯以全票17票的绝对优势当选。

为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政府特遣“迎袁专使团”,此团由时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日后声名显赫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领衔。团员之中,亦包含日后背负骂名的汉奸汪精卫,而他当时仍是一位矢志革命的青年。

然而,“迎袁专使团”未能如预期完成使命,却遭遇了一场突发军事哗变。哗变士兵擅自闯入迎袁专使团所居住的酒店,进行一番粗暴搜查。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士惊恐万分,只得翻越院墙逃离现场。

这一切,不过是袁世凯精心编排、导演的一场戏,用以向专使团展示,袁大总统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北京,南下就任总统之职。

在惊慌失措之际,迎袁专使们不幸落入圈套,遂向南京发出电报,声称袁世凯不宜离京,必须重新考虑,接受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邀请,并将国都迁至北京。至此,孙中山已无法扭转局势。最终,参议院作出决议,接受迎袁专使团的提议,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继而,在1912年3月10日的午后3点钟,袁世凯于北京的外务部迎宾馆接待了来访。清外务部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正式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庄严时刻,随即与北洋将领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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